曾经有一部流行的文学理论著作叫《影响的焦虑》。理论很复杂，道理其实很简单：前一代人功成名就，在文学上有了成就，后一代人就要在前一代人的影响下寻找自己，久而久之，这影响就成了某种焦虑，就成了一定要在前一代人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文学史上，可以经得住这番解释的现象也很多，比如盛唐诗人与他们的中唐晚辈。

而孟京辉作为艺术总监领衔的青年戏剧节，无疑是将“影响的焦虑”这个理论的错误性展现出来。当“先锋是一种必须，独立是一种呼吸”这些充满着孟京辉特色的语言，成为戏剧节的口号时，给人的感觉是，对新的青年导演来说，孟京辉的“影响”是有的，但“焦虑”，却根本谈不上。

当然了，艺术未必要在与前辈的“焦虑”关系中成长，但艺术却总对它的时代有一种深刻的“焦虑”。在90年代活跃于戏剧舞台的青年导演中，牟森、田沁鑫、孟京辉等人，既有着要独立于他们的前辈的心愿，更多的还是在时代的打磨中塑造自己的风格。而孟京辉的最独特之处，在于他是最成功地将艺术与商业连接在一起的戏剧导演———尤其是他那些不是刻意为市场而作的小剧场戏剧，最充分体现了艺术和商业的良好接洽。这种艺术与商业的互为激励，互为促进，也的确是90年代以来的社会环境逼迫出来的绝妙应对了。

如果说，当年的孟京辉正是在与时代的“斗争”中成就了自己的艺术，那么，许多年过后，当一群年轻导演与他簇拥着走在一起，青年导演们的“争斗”，就显得很暧昧，青年导演们的独特性，也显得很模糊。“让戏剧革命像爱情一样来到你身边”，这宣传语，听上去很动人，但恐怕“爱情”比比皆是，“戏剧革命”，好像还很难如约到来。

所幸的是，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中策划的青年戏剧节，仍然在最大范畴内保持着一种开放性，也就为青年导演的独特性留出了足够宽容的空间。在参加演出的青年导演中，黄盈、赵淼已经是比较成功的小型商业剧导演，他们的作品，也在市场中显得很特别；而李建军、何雨繁，则常常在国内外各地的边缘艺术节上露面。列举出这四位导演，是因为他们正处于从商业到艺术的光谱的两极上；其他的青年导演们，散落于这个光谱的系列中，有的偏商业一点，有的偏艺术一点，总的来说，类别还算是丰富的。

但在类型丰富、创作多元的基础上，青年戏剧的面貌，却给人“新包装、老面孔”的感觉。从现有的资料上，我们还看不到他们如何能推陈出新，如何在“认真玩耍”的同时，把戏剧玩得更别出心裁。我总觉得，孟京辉成功地将艺术和商业碰撞在一起，隐含着一个事实是，孟京辉曾经把偏向“纯艺术”的那一级做得足够酣畅(比如《等待戈多》)，也曾经成功地构造了戏剧的商业想象(比如《恋爱的犀牛》)；而当下的青年戏剧导演，虽然在一个足够宽阔的光谱中游动着，却并没有将自己所处的任何一个位置，变成当下最独特的位置；或者说，他们并没有将自己最不可代替、最有冲击力的那一部分，在自己的位置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虽然是青年，却有些温吞，或者用邵泽辉导演的剧名来说———“在变老之前远去”。

当然了，我们希望戏剧艺术日新月异，希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格，这样的希望，有时会因为过于急迫而显得不切实际。我们也应该有足够的耐心等待青年戏剧人粉墨登场，给我们带来全新的“革命”感受———尤其是，在2008年，当80后的一代年轻人，已经在2008年的诸多历史事件中，以不同于父兄辈的姿态登上了时代舞台。时代为青年戏剧的导演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命题，我们也需要认真感受、理解涌动在80后青年身上的生命动力。这是艺术的契机，也是时代的挑战———现在要看的，就是我们的青年戏剧导演们，如何应对这个时代的“焦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