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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读《资治通鉴》应达到三重境界

2017-07-17 09:12:57   来源:辽宁日报   作者:   编辑:徐硕

  梁启超说,《资治通鉴》是迄今无法取代的通史蓝本。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力求警钟长鸣。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张国刚所著《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选取20个故事,反映了家国兴衰的诸多方面。作者期待读者,尤其是领导干部,能从读史中,在如何选人、用人、培养人等方面有所启发和借鉴。张国刚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作为非专业工作者,读史可能会有一些障碍,他试图通过本书为普通读者提供一些阅读帮助。

  优秀的领导能够团结优秀的人才

  辽宁日报:《资治通鉴》 是国人广为推崇的史书,您如何总结这本书的特点?

  张国刚:《资治通鉴》 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充分体现了史德以及史学、史才、史识的高度结合,是了解战国秦汉魏晋隋唐五代历史的一部信史。梁启超说它是迄今无法取代的通史蓝本。毛泽东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写的。唯其有才,故能写出好书,值得阅读;唯其不得志,故能写出深刻的书,值得参悟。与司马迁纵横恣肆直抒胸臆,追求尽一家之言不同,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力求警钟长鸣、读史明智,他的善恶史观是密切联系现实思考的,赤子之心淋漓尽致。

  辽宁日报:今天我们该以什么视角读《资治通鉴》?

  张国刚:《资治通鉴》作为一部信史,司马光在1000多年前的具体结论未必都有价值,但历史本身展现的知识和经验,是我们至今仍然需要的。毛泽东一遍遍地读《资治通鉴》,不仅仅是为了解史实,也是从中体会其历史经验。王夫之说读史的目的有三:“自淑、诲人、知道而乐”。即读史可以提升自己,可以与人分享,可以了解治国及为人处世之道,探讨历史的经验有所收获而感到快乐。自淑、诲人、知道而乐,也是我们今天读《资治通鉴》应达到的三重境界。当然,作为非专业工作者,读史可能会有一些障碍。《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些阅读帮助。

  辽宁日报:三家分晋是《资治通鉴》的开篇故事,司马光从智伯覆亡讲起,是否有其特别的用意?

  张国刚:三家分晋是春秋及战国初年,晋国历史长期演变的结果。但智伯的灭亡是三家分晋的最后一个障碍,显得非常重要。而智伯之所以灭亡,在史家看来,首先是因为智氏家族在接班人问题上犯了错误。因为智伯是有才而无德之人。这个“德”绝对不只是我们理解的道德,而是领导素质和领导能力的综合概念。智伯私欲心重,为所欲为,处事强霸,刚愎自用,最终被韩魏抛弃,身死族灭,留下了沉痛的教训。这就给阅读《资治通鉴》的读者上了第一课,领导人的德行(政治品质和领导能力的综合概念)修炼是第一重要的。

  辽宁日报:李克“授人以渔”教魏文侯选人用人的五个方法,今天看来,李克的这段佚事对选拔领导干部也有启示。当然,刘邦也深悟领导力的精髓,唐太宗治国也以善于用人为世人称道。他们的用人之道,给今天的领导干部选人用人以什么样的启示?

  张国刚:我国自古以来就积累了丰富的用人经验。李克的说法,在《管子》《庄子》《吕氏春秋》《人物志》《贞观政要》中都有相似论述。说明“行胜于言”,在实践中考察人才、考察干部,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刘邦说他的成功,是因为有张良、萧何、韩信的帮助,唐太宗说他的成功有五个原因,都是关于用人的。他们的经验都说明,优秀的领导之所以成功,关键是能够团结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要敢于用比自己强的高人;用有缺点的能人;用人之长,就要容人之短;用人不讲出身门户。这对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选人用人都有借鉴意义。

  辽宁日报:吴起的悲剧让人痛心的同时也会思考一个问题:能否保护好、用好像吴起这样的人,是对领导干部能否识人用人的一个考验。

  张国刚:“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有本事而又有个性的人才,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乃至被人忌害的例子,自古及今不绝如缕。但今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更应该注意的是,如何给创新性人才、有反向思维能力的人才,提供宽松的成才土壤和环境。在法治的前提下,如何给有缺点和不足的“非常之才”,提供建功立业的基础,确实是各级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应该思考的问题。我认为,这不能仅在领导者个人胸襟气度范围内解决,而应通过法治和制度建设解决。

  领导者要有自我管理的能力

  辽宁日报:中国的历史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商鞅变法是一个关键。商鞅变法值得总结的经验是什么?

  张国刚:一是顶层设计,秦孝公与商鞅改革执行团队高度一致。可以有不同争论,但争论归争论,执行归执行。即使有人事的变化,但改革的方向和主要政策,一直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坚持了一百多年。商鞅改革直接促成了秦国的崛起和统一大业。二是增量改革,不仅仅是利益重新分配。《史记》和《资治通鉴》都说,改革促进了秦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升了国力和军力。三是商鞅改革带来了竞争机制,竞争文化加严刑峻法,解决了增长问题和稳定问题,却忽视了社会道德与文化的建设,为秦朝的长治久安带来了隐患。可见,改革政策的阶段性重点安排和长期性平衡措施,需要兼顾。

  辽宁日报:您认为,从制度建设、制度巩固的角度来说,汉武帝的意义超过了刘邦?

  张国刚:刘邦是大汉统一皇朝的缔造者,厥功甚伟。从制度建设的角度而言,没有超越秦始皇。他的“郡国并行”只是权宜之计。是汉武帝解决了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的完善,包括细节完备和制度创新,比如内朝决策机制,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等。是秦皇和汉武共同奠定了中华帝国国家制度。刘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过渡者。

  辽宁日报:司马光笔下的刘秀有不少好的品质,比如,不徇私枉法、不好高骛远,这些品质也是今天的领导干部应具备的。

  张国刚:“三刘”之中,刘秀的知名度比刘邦和刘备好像要小些,但南宋的陈亮等人却很赞赏刘秀的文韬武略。从历史上看,刘秀不像刘邦那样张扬,也不像刘备那样低调,刘秀在为人处世上似乎比较“平庸”。刘秀是一个能把高远的志向与当下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的人。他踏踏实实干事,一有机会,就脱颖而出。刘邦的领导天才不易学,刘秀却像是我们身边的一个人,可以学。

  辽宁日报:您期待读者从这本书中能读出什么?

  张国刚:希望读者特别是领导干部、商界领军人物,不仅从中获取一些历史知识,还有为人处世的历史经验。领导者要有自我管理的能力,这非常重要。作为生物界的人,人有自己的本性;作为万物之灵,有其个性。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无非都是关于约束本性与张扬个性之间的学问。对领导人来说,在理性的指引下管住本性,以厚德载物,同时张扬个性,以自强不息这是个永恒的命题。读历史类的书籍,可以给我们这方面的启迪和智慧。

  □本报记者/高慧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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