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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萍: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

2017-06-21 09:01:06   来源:腾讯   作者:   编辑:徐硕

  作为公众知名度最高的舞蹈家,杨丽萍的舞蹈水平却很难被评估。几年前我采访过一位跳舞出身的女演员,聊到杨丽萍,对方神秘一笑:“哎,学过舞蹈的都能跳。”

  这个说法不能算错。据说一个科班出身的舞蹈学生,花个半小时,就能学下全套《雀之灵》。舞剧《孔雀之冬》里,杨丽萍现代舞团里的十来名男孩女孩负责孔雀群舞,大概是“都能跳”的证明。

  但舞蹈毕竟不是体操,不仅仅依靠动作的难度和完成度打分。就算我们这样的非专业观众,坐在边缘角落,配着不算明亮的舞台灯光,也能看得出杨丽萍的魅力——她刚刚出场还只是一个剪影时,观众就识别出那个一手捏着雀冠一手提着裙摆的身影,即刻报以掌声。豆瓣上有人说,看到杨丽萍登台就哭了,“美哭了原来是这种感觉”。

  既然“都能跳”,为什么杨丽萍的孔雀就能美到不同、美到难有?她的队员们应该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一个叫高陈的男孩子直接给我们捏了个手势:拇指食指指尖相触,其余三根手指渐次展开——一个最典型的孔雀造型。然后他把手背朝向我们转了一点,“你看就偏这么一点点,就不好看了。你有这个意识之后,你会发现杨老师的每个动作都是最准确地对着观众的。”

  年轻的孔雀们更愿意相信,这是技巧和经验的差距——虽然杨丽萍在80年代自创《雀之灵》的时候,其实也和他们现在仿佛年纪。但是,乌鸦的观点与孔雀们有所不同——由于在《孔雀》、《孔雀之冬》里都扮演这个黑色的异质的存在,如今人们更习惯以角色称呼杨丽萍现代舞团演员团长陈谢维,虽然他本来已是小有名气的现代舞者。

  乌鸦不认为这种不同在于肌肉控制或者呈现角度。“灵性?”他有点艰难地斟酌用词,“我觉得是有内涵的东西影响的。可能她天生就真的是适合做这个东西的人,(在孔雀舞中)她找到了她自己,其他人却只是模仿杨老师。可能得这样说吧。”

  但在正主那里,评论给她提供的位置她统统都不站。“太简单了啊。”杨丽对我们说,带着点“这还需要问吗”的骄傲:“就像问你,为什么同一件事情,有的记者就能写得很好,有的很难看?一样的,就是跳得好,跟跳不好的区别。”

  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像杨丽萍这样一个,数十年如一日以“好”为己任的人,对“好”已经有精准的眼光,敏锐的判断,甚至,丰富的外延——她能欣赏形形色色的好,对各种艺术门类都有兴趣,最欣赏的同行是迈克尔·杰克逊。我们第一次采访她的时候是3月下旬,那时候她已经把今年的奥斯卡得奖作品都看了,并分析得头头是道。

  她不封闭,自己常年穿民族服饰提个菜篮子,然而当媒体想听到她对奢侈品的批判时,她说:那也是很好的,因为有设计师的智慧和心血。

  对“好”所抱有的真诚追求,有时候让她的表现不像是一个大师,像一个天真热情的粉丝。觉得摄影师肖全镜头下的三毛有灵气,已经成名的她亲自打电话请他拍照片。觉得普通观众拍的演出照片比剧照好,她问人要来署了名发表。去舞蹈节目做评委,按规定只能留一个演员,她硬是写了五个名字——演员都好,规定不好。

  什么样的人、事、物,能被杨丽萍认为是好的?她曾和乌鸦讨论过这个问题,“她说,好的东西一定是老幼咸宜的。虽然每个观众有每个人不同的欣赏点,但好的东西,还是能做到老幼咸宜。”乌鸦回忆。

  但往往是,她觉得好的,在一些人那里却像个笑话。一开始跳孔雀舞,别人笑她拉不直腿;一开始排《云南映象》,别人笑她农民上台。她不为所动,用奖项、巡演和观众认可盖过了这些声音。“你不喜欢是你的审美问题,是你不懂文化。”她对我们说。

  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云南映象》中投影下的杨丽萍乌鸦从小学芭蕾,后来在现代舞团工作。一开始跟杨丽萍合作时,他也有“专业人士”面对杨丽萍舞蹈往往存在的不适应。2012年他来到《孔雀》剧组,杨丽萍听说他会剪辑,在作曲没有交稿前,让他帮忙剪辑排练的音乐。一开始,杨丽萍的诉求让他震惊了:“可以说,比较自我,不受乐谱理论或者基本规律的限制:我想这里出现这个音符,就出现;我想在那里用到那个乐器,就去用。比如说,这段明明是交响乐,一个大号的喇叭,突然怎么拉一个少数民族唢呐过来,音阶不一样不说,乐器种类也不在一个范畴里。”

  “一开始觉得,是不是杨老师专业性比较弱?”他对我们回忆。

  但实践中他发现,按照杨丽萍的要求,种种看似不可能、不搭配的乐器,但最后都能组成乐章。“其实她并不是瞎配,大号和唢呐不都是吹奏乐吗?又不是让你配小提琴。只是我们觉得一个西洋一个民乐,但其实,它们的发音方式,还有所谓的气场都是一样的,都是宽宏的,唢呐尖一点,但也有明亮的感觉。”

  这样的门阀之见,天然地不存在杨丽萍的思维里。她可以唯美抒情充满控制地跳《雀之灵》,也可以甩着头发浑身大汗地跳《云南映象》。她可以用学过舞蹈的原生态演员上台表演,也可以找专业舞蹈演员合作舞剧实验。她可以像现在一样跳到59岁,也可以把新的兴趣转移到舞美。《十面埋伏》舞台上倒悬的几万把剪刀,就是杨丽萍的创意。“一开始想这个题材,按照我们的惯性,肯定是想,刘邦什么样、项羽什么样,但她第一时间说,要挂剪刀。我事后想真的是要学一学,别总一说舞剧就从舞蹈入手。她的理念是对的。”乌鸦评价。

  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十面埋伏》中挂满剪刀的舞台《孔雀之冬》她跳主演,但让杨丽萍聊起来停不下来的,还是各种舞美设计:纸片做的雪花要从观众进场前就开始下到散场之后,“下得没完没了,要有这样的体量”;表现天坛和宇宙的地台灯她也研究了很久,“得把台垫高30公分,怎么用最少的成本做到,又得做得像仙境”;最后一幕孔雀涅槃的场景留给弟子杨舞表演,她自己最大的贡献,却是把干冰引上天:“通常干冰都是在地上,我们是从天上下来的,多很多麻烦,但这样才是仙境啊。这些都是表现形式上的突破。”她详详细细地对我们解释。

  而我们最好奇的,她是如何能够跨专业,拥有对其他那些“好”的判断能力。 “那个线路接通了。”她自信地说:“过去打电话,都有一根线,现在看不到了,但是绝对还是有的,只是它不是原来那个形态,视觉上看不到,但它真的存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你不了解、你看不见的东西,但是是存在的,我觉得我的那个线路接通了,我被启发到了。”

  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舞台唯美的《孔雀之冬》

  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杨丽萍觉得最好的时候,是在云南自己的家中。她养了十几只鸟,种了一院子花,不出差的时候一个人在院子里吃饭,人闲花落,鸟鸣时时。“那个肯定是最定心的时候,最好的时候,形式和内心高度统一。”她对我们说。

  所有的植物都是她自己栽种、打理、修剪、收成。她的小妹杨丽梅记得,有一次她和三姐上杨丽萍家,看到柠檬树上结了好多果子,她和三姐商量偷点回去泡水喝,“她在屋里听见了,说你们不要想,这些树上有几个果子、有几朵花我都数过。”

  可能对她来说,和自然相处,一定意义上比跟人类打交道更轻松愉快。小妹杨丽梅至今记得,十几岁的大姐每有烦心事,一声不吭躲去西双版纳歌舞团后的一块空地上种地,回来以后便没事人似的,像把所有苦闷都种到了土里。长出来的不仅是花,还有更实用的蔬菜——身为一个贫困家庭的长女,每个周末她都骑车送菜回家,给弟弟妹妹做完饭再回团里。

  地里也长出来她的性格:要强、能干、独立,并且,信且只信自己。如果《聂隐娘》里那句“一个人,没有同类”带着点不胜婉恻,那么由杨丽萍说出来,理直气壮。杨丽梅明确地对我们说:“她就是靠自己才走到今天,我们家没有任何背景,她没有人点拨,没有伯乐,没有人赏识,领导打压你还来不及。她是靠努力才出来的。”

  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热爱生活与花的杨丽萍他人的言论和目光是她几乎从小就需要对抗的负能量。杨丽萍的父亲出身不好,文革一开始就丢下妻儿跑路。杨丽梅回忆,四个孩子基本是在歧视中长大:“小地方对单亲家庭有歧视,流言蜚语,很多是非。跟他们没什么关系的人都看不起你,各种方式打压你。”

  11岁杨丽萍在学校领操时,被西双版纳歌舞团团长相中。进团之后,她是算得上的漂亮,也是算得上的有性格:爱读书,爱写诗,爱穿短裙,坦然露着一双长腿。还有—— “谈恋爱”,杨丽梅说,“十五六岁开始,喜欢她的男孩子就挺多的,那时候风气是不让谈恋爱的。”她记得姐姐和一个北京知青恋爱,“团里拉手风琴的,不知道被多少人打压,只能偷偷摸摸。我记得她有一次哭,就是因为领导因为这个事打压她:谈恋爱就不给你跳主演。”

  杨丽梅小杨丽萍6岁,平时放学常往姐姐宿舍跑,发现宿舍里其他三个姑娘并不喜欢杨丽萍,也在那个时候发现,大姐有一苦闷就种花的习惯。80年代初杨丽萍调到中央民族歌舞团。版纳歌舞团开始不放人,卡着不办手续,杨丽梅见杨丽萍为调动的事情哭过,“她从来不是因为恋爱哭,都是因为工作被打压。”在大姐的影响下,杨丽梅也成了一个听音乐、看小说、还自己写诗的文艺青年,杨丽萍走时她为了失去唯一的读者而大哭,杨丽萍安慰她:“你放心,我站稳脚跟就把你接过来。”

  1986年,杨丽梅兴高采烈地来到北京,然后她才发现她骄傲的大姐的真实处境:住的歌舞团仓库“简直就是一个地下室,上面还漏水。”而她被安排住在隔壁的琴房,“刚好一个条凳的空间,前面就是钢琴,等练琴的走了才能去睡觉。”杨丽萍还给她报好了班学画,一年的学费1600元,杨丽萍那时候的工资160多元,靠商演慢慢攒下来的。

  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杨家三姐妹杨二车娜姆当时也在中央民族歌舞团,对杨丽萍的住宿环境痛心疾首,几次劝她去和领导提要求,杨丽萍无动于衷,“坐在沙发上欣赏自己的手指甲,一点也不管天花板还在滴水。”直到杨丽萍得奖之后,杨二车娜姆找了领导反应情况,杨丽萍才搬离了那间宿舍。

  在北京,杨丽梅还发现,原本在版纳歌舞团里能跳主角的大姐,在全国级别的人才中,基本功基本被视为糟糕:“别人劈叉能到180度,她拉不直,也跳不高。”像一个恶性循环,杨丽萍退出了团队的日常训练,每天晚上自己偷偷摸摸去练功房,怕被发现不敢开灯,让杨丽梅替她打着手电。

  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早期杨丽萍随时随地练功有时候也在宿舍练,现在网上还有她早年练功照流传,腿搁在冰箱上一边扳着手腕,或者腿搁在墙上一边打着电话。杨丽梅还记得影像背后的故事:有一天姐姐这样练功时,挂着的灯泡突然爆炸了,她吓了一跳,而杨丽萍不为所动,“就在头顶,那时候还是老的灯泡,玻璃碎片都溅下来了,她还没事似的保持不动。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杨老师真是一个神人啊。”我们感叹。

  杨丽梅诧异地看了我们一眼:“这是她在我面前要装着很坚强、能撑住啊,不然她一垮,我们就都垮了。”

  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自信也好,强撑也好,我们好奇的是:为什么一个没身份没地位没话语权的年轻舞者,却能铁了心地认定自己跳的是好的?“特别简单啊,就像你在一群蝴蝶里,也能马上看出哪只好看啊。”杨丽萍轻描淡写。

  这个原理,大概能解释专业舞者万千,独她在大众心中封神。普通观众多看不出难度分级、符号隐喻,却看得出杨丽萍跳的好看——甚至能看到,手指手腕纷拂间,深藏的一只孔雀的心思起伏。

  孔雀舞是傣族的传统舞蹈,原本由男性带道具表演,上世纪50年代,民间舞蹈家毛相开创了徒手孔雀舞。第一代“孔雀公主”是刀美兰,她的舞姿柔美抒情,吸收了更丰富的表现技巧。不仅参加比赛获奖,还被云南省选送进京表演,获得毛泽东等领导人接见,在缅甸演出时惊艳到,差一点被缅甸王子强娶。

  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刀美兰的孔雀舞造型以这样的庙堂地位,刀美兰的孔雀舞成为一套标准。等杨丽萍进入西双版纳歌舞团的时候,“孔雀舞我们整个团都会跳。”她告诉我们,差别在于,“有的人可能只是(更忙于)生儿育女,打打麻将。像我这样的人就会去创作。”

  有个例子可以帮助理解两种孔雀舞的差别,2013年刀美兰在《中国梦想秀》表演孔雀舞,吸引周立波一同起舞,虽然他调侃自己的舞姿不像孔雀像公鸡。

  这令人联想到,各类民俗村里,游客总会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舞蹈演员的表演环节,哪怕只是拉着手绕着篝火转圈。一定意义上,民族舞从起源上,就有“come on 大家一起来”的气质。

  但恐怕难以想象,杨丽萍跳孔雀舞时,有哪个不识相的会自发上台。她的舞蹈里没有众乐乐的敞开欢迎,只是个体的生命经验的表达。

  在云南,杨丽萍可以见到真的孔雀。交通不便,许多村落间依靠步行衔接,如今已是保护动物的绿孔雀,当年可以在乡间小路上偶遇,振翅飞翔的时候,让年轻的女孩子觉得凤凰也不外如是。印象最深刻是交配时,大群孔雀在荷花池塘边,尖叫声如同轰鸣,尾巴徐徐铺展,收束的光芒一点点放射出来。震撼到她需要调动全部感官才能接受。

  她的孔雀舞在这类经验里长出来。杨丽萍摒弃了模块化的动作组合,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创作。她手指纤长,捏作雀冠能在一啄一顾中表现各种动作情态。手臂也长,可以背在身后,团团转圈,像极了动物追逐自己的玩耍与自赏。她的舞蹈里并不具备傣族孔雀舞标准的三道弯,但她对自己身体的了解与使用,让人信服:这是一只象形的、生动的、毋需解释就能懂得的孔雀,而非传统民族舞中被抽象化的动作符号。

  “跳舞对很多人来讲是发挥技术,对我来讲不是。我每次跳孔雀舞都觉得我在一片森林里面,霞光万丈。”她说。

  “我们学舞蹈的时候,动作是有标准的,手低到哪里,头抬到哪里,做的不到位老师会纠正你。但她从来没有,她要求的一个是张力、一个是气场。就像表现一个猎人去打老虎,她不在人手应该怎么放,在意能不能表现打猎的惊心动魄。”乌鸦评论。

  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杨丽萍的手指对孔雀舞的表达展现了她的舞蹈特色因此,生活里的一切都是她的舞蹈老师,“一只蝴蝶、一个小蚂蚁、一片树叶……它们都在指导你,只要你认真地去看。风吹树打叶,打出节奏来了。你就知道,哦,这是一种节奏。蚂蚁在排队,散开,又聚拢,你就知道这是队形。小昆虫生了好多小的蛋蛋,它的排列好漂亮的,你就想放大以后可以做台上的美术。云的涌动可以是你的身体,河流遇到石头,这就是结构:因为水一直是哗哗流的,突然碰到一个石头,咔一下。你的舞蹈里也是这样,不能一直平铺直叙,要有冲突。”杨丽萍一一细数。采访那天她白衣白帽仙气凛然,谈到这些细节,只让人觉得稚气十足。

  在乌鸦眼里,杨丽萍的舞蹈与其说是民族舞、民间舞,“骨子里更接近于现代舞的观念”,“以自己的想法去演绎一种形态也好,物态也好,本质上就是当时的现代舞。只是观众可能只通过服装、造型之类的元素认为这是民族舞,但其实在专业角度,她的动作跟傣族舞没什么关系。”

  但在30多年前,特立独行并不属于被提倡的品质。《三联生活周刊》曾报道:“刀美兰不喜欢杨丽萍,在西双版纳是公开的秘密。杨丽萍是白族,更加上她跳的《雀之灵》的动作完全和刀美兰创立的孔雀舞不同,基本上没有关联。 ”

  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刀美兰与杨丽萍合照:中间为刀美兰,右侧为杨丽萍她对自己的“好”有多坚持,对应的可能正是,外界“不好”的质疑有多强烈。我们猜想,那些独自战斗的日子并非对她没有伤害。毕竟,1986年杨丽萍想报名参加全国舞蹈大赛,民族歌舞团拒绝了,她默默地卖了手表制作舞衣、扒着带子编辑配乐,录完了《雀之灵》的独舞,骑着自行车去总政招待所,给组委会送去录像带。当她知道不仅错过了报名时间,并且,大赛并不接受个人报名的时候,当场哭了起来。

  工作人员同情这个好看的姑娘,安慰她,等评委休息的时候可以放给他们看——然后,她得了那年的创作一等奖、表演第一名。

  她用来支撑自己的“跳得好”,终于被别人盖了章,回忆起来,她有点欢快地总结:“胳膊扭赢了大腿。”

  到1989年春晚,她在全国观众面前用了3分钟时间表演《雀之灵》,使得“孔雀”在那段时间成为重要的时尚符号,80后女孩子小时候往往都有一条孔雀裙,而装饰孔雀羽毛的蘸水笔成了当时最流行的礼品。杨丽梅回忆,那个除夕之后,“我们小地方轰动了,我妈作为一个单亲妈妈,终于可以挺起腰走路了”。

  而对于杨丽萍,被认可的最大价值,或许可以略为降低戒备等级,更松弛地对待自己。就像现在,她可以坦然地谈论自己好得不太够的地方,“咱们的腿就到这儿。”她对着我们随意抬了下手臂示意,“人家呢,从旁腿变到后腿直接就变过去,根本不需要回正。”

  然后回到总论点:“但我就去做我擅长的,我找到了自己的路,同样达到了那个彼岸。”

  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年轻时期的杨丽萍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和大多数人一样,在专业上的“好”被认可后,杨丽萍体现了商业上的吸引力:她是国家一级演员,也是上市公司董事长。她的肖像至今频繁出现在演出海报上,也同样频繁出现在代言产品的包装上。打开她的官方公众号,除了演出信息、舞蹈新闻等资讯,还有一个独立的商城。卖的东西形形色色,从演出票券、演出周边,到云南特产、代言产品,甚至,还有云南当地旅游打包。

  有媒体在采访她后非常困惑,形容她“异常矛盾”:“她非常在意钱,也非常会挣钱,可是真人秀导演拿着天价合同她也不肯签,宁愿去香港去日本跳收入并不见得太多的《孔雀》。”

  其实不难理解。她的合伙人、投资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描述她:“在商海摸爬滚打多年的并不天真的艺术家。”主语仍是艺术家。摸爬滚打与并不天真、在意钱与会挣钱,大概可以说明:她不那么容易被忽悠。

  “杨丽萍与职业经理人及投资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希望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保持自己的艺术构想与品位。”《南方周末》曾如此评价。

  她非常自信,自己的艺术品质一定能吸引来合作,就算不是这个演出商,也必然会有另一个。就像《云南映象》取得的成功,云南省政府的支持功不可没:杨丽萍需要的昂贵的帕尼灯,就是政府出资,“借”给剧团的。原定开演恰逢Sars,上演时间不可期,省里当时要求整个文化线上的部门出资帮助杨丽萍剧团运转。《云南映象》昆明演完便进京,省里争取到在大会堂演出的待遇,广邀媒体,密集宣传。

  然而,这种合作,不代表任何意义上的驯服。乌鸦回忆,杨丽萍最不喜欢的环境,是应酬饭局,“每次都要拉我们去陪吃”。领导主座,杨丽萍却侧着身子和自己人有说不完的话,基本都与工作有关:“这个地方要改啊,那个音乐要变啊”。旁观者看来都觉得,“冷漠”。

  冷漠到领导不得不主动举起酒杯,“杨老师我敬您。”杨丽萍这才转过脸:“嗯,别干啊别干啊。”浅抿一口又马上转回去,继续刚才的话题。

  很多报道里看得到她的态度。她对好的赞美有多热烈,对不好的批评就有多直接。对功课做得不到位的记者,她能直接怼人“你问这种问题我都不想和你说了”——对方还有闻必录地写进了稿子里。有年资颇久的记者采访完杨丽萍,回头感慨是“个人采访生涯里最失败的一次”。柴静采访杨丽萍之前,就被人告知“我怕杨丽萍”。

  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柴静采访杨丽萍柴静马上领教了这种怕是怎么回事:“她会把采访地点,用光,景别,全部推翻重来,自己调度。她不允许拍摄排练’我瞧不上电视台拍的’,采访她问题不准确,她会直接呛回来。她承认自己脾气急,小彩旗在她面前跳即兴舞蹈会跳不下去哭起来。30年前认识她的老友,跟她合作时常常也’老脸挂不住’。”

  2012年她上春晚表演《雀之恋》,导演哈文彩排时见她就躲:她对舞蹈的全部环节有自己的要求,包括,如何拍摄。排练时她让其他演员在台上替她表演,自己在台下看监视器,追着编导、摄像提要求:灯光怎么打、机位怎么摆,第几秒钟切镜头……一切细节都必须按照她的设计执行。“我第一次、第二次上春晚都糟透了。你正在跳脚,他拍你的腰;你在做这个动作,他拍你的裙子。镜头一出来,啊,还好这个舞蹈命硬。”她对我们抱怨。

  她涉猎广泛,艺术感觉敏锐,在舞蹈各个环节都有想法,跟她合作过的每个人都被她的严格要求为难过。《雀之恋》的化妆师连续4天不眠不休,妆容一直改到了演出前几天才通过。《云南映象》里她对一套服装不满意,设计师被迫修改到她上飞机那一刻。排《十面埋伏》的时候,有一个摔倒的动作,她要求真摔,而演员不自觉就技巧性地保护自己,她让人反复在台上摔,最后演员回过神来,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大概摔了二十多遍,“我觉得不止。”另一名在现场的演员说。

  1990年中期,杨丽萍自己投资、主演自传电影《太阳鸟》。《走向共和》、《大明王朝》的导演张黎担任摄影,经常把别人搞崩溃的张黎,这次几乎被杨丽萍搞崩溃。摄影师肖全回忆:“其苛刻程度甚至导致黎叔的一个男助理泪洒片场。”

  导演是王学圻,近期他在《朗读者》回忆了自己第一次当导演,剪了15遍片子的往事,“杨丽萍非常有才华,有才华的人就难免要求比别人高一些。”影片1998年获得蒙特利尔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王学圻说自己在领奖台上勉强忍住了眼泪,但消息传到国内,“张黎哭了。”

  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杨丽萍95年电影《兰陵王》(观剧),用肢体演绎角色的灵魂“我那时候又不懂宽容,在态度上、讲话的方式上有问题。其实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大家都是为了艺术,所以如果黎叔同志觉得我特矫情、特啰嗦,还请多包涵。”杨丽萍后来解释。

  但人们还是理解她,给她好评。王学圻说她“纯粹”,柴静说她”干净“,”只有真诚的人才能做出真诚的艺术。”

  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舞蹈团的姑娘们看起来都有点相似。长身玉立,骨架纤细,尖尖的下巴颏儿微微抬起,带着点明知道备受注目,却装作浑然不觉的自矜。

  演出开始前我们在后台溜达的时候,一个姑娘正旁若无人在化妆间外的走廊练功。她平躺在地上,右腿直接踢到150度,再伸手掰到胸前,重复几次换另一边。灵活得像一个关节全角度转动的娃娃。

  晚上我们又看到了她——确切地说,我们知道她在舞台上,但其实不能分辨出她到底是其中哪一只孔雀。每只孔雀看起来也都有点相似:穿着白色纱裙,头上缀着白色羽毛,蓝白色的眼妆妩媚地延伸到鬓角。他们手臂纤长,五指捏出精巧的雀冠,不论男女都有长长的指甲,颤巍巍的,有时候像感受到风吹过的翎羽,有时候像想触碰又收回的鸟喙。

  很多人都还在以为杨丽萍只招非学院派的少数民族演员,殊不知,她在《云南映象》的班子之外,已经组了一个现代舞团,14名演员里大多数都是汉族,且基本都有舞蹈基础。原因自然是舞蹈需要,排《孔雀》时,有记者问她为什么不用自己团里的演员当男主角,“我要找一个水平相当的人。”她回答。

  我们和现代舞团的年轻人们聊了聊,每个人都表达了对杨丽萍的尊敬乃至崇拜。有过其他舞团经验的,会觉得在这里更能释放个性,而不是为了赚钱,惯性表演些油腻套路的动作。

  杨丽萍应该也喜欢他们,如今去团里排练的时候她也常常不化妆,大约是,已经放松如自家。大多数时候,她看着他们都很开心,少数民族演员排到一半跑出去喝酒,她哈哈一笑。年轻人在她面前大谈感情苦恼,她也哈哈一笑。

  只是,她从不会跟他们讲自己罢了。

  但让我们意外的是,团里几乎每个人都是奔着杨丽萍而来,但没有人扬言要成为像杨丽萍一样的舞蹈家,每个人只是说,希望跟着杨老师好好学习。有个男孩子直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人生目标是结婚。哪怕从小在大理当地被视为“小杨丽萍”的肖涵,也只是说:“不想太远,做好当下,充实自己。”

  采访结束,一群人呼啦啦走了,男生去吃晚饭,女生也去。“我一定要吃饭,不然跳舞会饿。”董继兰告诉我们。而杨丽萍,是一个平时也吃饭,但开始准备巡演的时候,就能坚持不吃晚饭的人。未必是真的不饿,但至少,有绝对的意志力。

  董继兰是唯一一个从《云南映象》进入现代舞团的“原生态”演员。和杨丽萍一样,她也是白族,小时候生活在剑川县的村子里,不说电视,连路都没通。有天村长把她和另一个男孩领到一个仙女似的人面前,让他们给她唱白族调。“然后我们就被杨老师招进来了。”

  那年她也11岁,和杨丽萍进版纳歌舞团时同龄。杨丽萍曾感慨,若没有被歌舞团挑上,她早不知道被卖到哪里当童养媳了。跳舞改变了杨丽萍的命运,她又改变了其他人的。当然,改变有大有小。有人因此安居乐业,也有人因此安身立命——但像杨丽萍那样?不,没有人能像杨丽萍。

  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杨丽萍爱徒董继兰表演自创舞蹈说到底,《云南映象》百来名非专业演员里,能脱颖而出者,不是虾嘎、罗罗拔四之类天赋过人者,就是董继兰这样的,一天练16小时的勤奋过人者。后来她在大会堂表演了太阳鼓,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个长大之后还在被人叫“小金花”的姑娘激动地快哭了:在她的家乡,这种祭天的舞蹈,原本是女人的禁区。

  但杨丽萍哪会在公众面前失态。有粉丝见到本人激动到发抖,她淡定道:“你去旁边冷静一下再过来。”她是永远骄傲、抽离的,微微抬一点下巴,翘着手指甲,细伶伶的身子骨,淡淡的表情,看着一阵风能吹走似的,其实,韧性十足。

  年轻人里也没人留指甲,都是跳舞前贴上去的美甲片,虽然杨丽萍曾说过,用自己的指甲表现更自然。“还要做事的啊。”年轻人老实地说。

  在这个角度,没有人能像杨丽萍,不是因为身体形象,也是因为——没有谁可以那么决绝的对待自己,像只身上雪山。

  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在杨舞和彩旗的压轴表演后,杨丽萍的返场,成为了整个《孔雀之冬》的最高潮。毕竟,绝大多数人还是为了她而来的——她无法模仿,她无可取代。

  本来并没有《孔雀之冬》这出舞剧。在去年的演出计划中,接续《十面埋伏》,将在2016年底、2017年初进行巡演的还是2012年版的《孔雀》。但《十面埋伏》正演着,杨丽萍一天突然找乌鸦说:“我昨晚上有一个想法,想把《孔雀》’冬’延长,怎么样?”

  “我以为她开玩笑的,离演出就一个月了。《孔雀》冬的部分就15分钟,等于要重新做一台,怎么来得及?”乌鸦对我们说。

  结果巡演完了回到昆明,发现老板合同都签好了,“好吧,不做也得做了。”

  一定意义上,《孔雀》是杨丽萍的自传。“春”是穿着粉色纱裙跳《雀之灵》,“夏”是公母孔雀热烈奔放的《雀之恋》,“秋”是肃杀的,母孔雀被乌鸦囚禁,失去自由和爱情。最后,她失去绚丽的羽毛,拖着灰白的裙子走进“冬”,却通过与神对话,“明白了生命的真谛,觉得万物有它的循环道理。”

  人间兜转近一甲子,她不想再在舞台上表演那些新鲜懵懂或浪漫欢愉,她要直接进入终极,展示属于她这个年龄的智慧。“我的年纪已经入冬。”这段时间她总是这么说。

  绝无仅有地,杨丽萍在这次巡演里有了返场。过去她从不返场,哪怕2009年给奥巴马表演孔雀舞,跳完就走,简直是,清洁不沾。

  《孔雀之冬》的返场出乎所有观众的意料,没有任何提示,演出结束,灯光变暗,掌声渐稀,一些观众已经站起来准备离开。忽然之间,灯又亮起来了,雪还继续下着,59岁的杨丽萍在舞台中心起舞——也许,从没有离开。

  我们与被神话的杨丽萍最接近的时候《孔雀之冬》杨丽萍掀起片片雪花独舞持续了约三分钟。最后一个动作,旋转之后她屈身匍匐,复又伸展,回到标志性的孔雀姿态,定格,没于黑暗。

  那三分钟里,观众不是鼓掌叫好,就是举着手机拍摄。刚刚过去的那一个半小时,但凡有人意欲拍照,剧场工作人员的手电就晃过来示意禁止——而现在你们获得了准许,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占有偶像。

  这是她对观众的爱的回馈方式:留下一个完美形象。

  通透如杨丽萍,面对变老,也有矛盾之处。一方面,她显然是爱美的,不然不会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打扮一丝不苟,服装很少重复。对我们的采访,她对提纲没有要求,对摄影打光有要求。

  但在私人场合,她对变老其实相当坦然。对熟悉的朋友,她坦言自己不保养——遑论医美——脸都缩了。在家里她不化妆,素着脸,披着头发,曾经穿着袍子飘来飘去,吓得一个误进她家的小偷从二楼摔了下去。

  但对一个舞蹈家,老并不仅仅意味着容貌上的变化,更关键的是,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力的下降。5年前的《孔雀》,杨丽萍几乎一人撑足一场,而《孔雀之冬》里,她的舞蹈降到不足一半。

  然而她仍然没有什么开枝散叶千秋万代的想法。早年间的采访常把《云南映象》往非物遗保护的高度拔,她没有接受,“我做这个是我的爱好。”

  对身外的声名也没有执念。开始跳舞时,她以戴爱莲为偶像,但99年出生的彩旗,早已不知道戴爱莲是谁,她能预料,“等彩旗的下一代又有下一代,你再问杨丽萍是谁?”

  甚至,在她还没老之前,她就得接受新的时代。彩旗成年前,杨丽萍几乎采用了和要求自己一样去要求自己的外甥女。十几年来,彩旗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服装搭配、化妆风格,甚至一头黑长直,都是杨丽萍的安排。实际上,私下的彩旗并没有那么民族风——那是杨丽萍的美学体系——像如今的年轻人那样,她也爱穿帽衫牛仔裤。喜欢的衣服可以一连穿三天,在她那里,是爱不释手,在姨妈眼里,只能是,不讲究。

  杨丽梅告诉我们,有一次她去探班,发现女儿在后台哭,原因是,姨妈让她做直播时穿“龙袍”,她不愿意,“我的粉丝又不喜欢我穿成这样。”

  然后杨丽梅去隔壁房间探望大姐,又听了她一顿抱怨:“你看彩旗穿的什么呀,讲出来的话一点水平都没有。”

  面对我们,杨丽梅说,“是啊,杨老师是个有智慧的人,她穿衣服有品位,她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可是00后他们不需要啊。你知道彩旗直播最受欢迎是什么吗?她给粉丝表演挤双下巴。”

  确实没有人能像杨丽萍,可能,也不需要像了。

  在采访的最后,我们问杨丽萍,“自然界的孔雀会怎么过冬?”

  “其实孔雀基本生活在比较暖和的地方,但真遇到冬天,它们也不怕。而且孔雀是有灵性的鸟,基本上你看不到它死在路边,除非是被人为打死的。当它老了,它会自己找一个特别美好的地方,把自己藏起来。”

  她悠悠然然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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