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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江村研究受国际社会持续关注

2017-10-16 08:46:17   来源:辽宁日报   作者:   编辑:徐硕

  看点

  费孝通于1936年作江村调查后,一生26次访问该村。上世纪30年代末,他讲述的中国农民故事即吸引了国际视线。自此,国际社会对江村持续关注,国内学界对江村跟进研究。江村的“切片”“窗口”价值绵延至今。

  长期在民盟中央任职的张冠生,曾随费孝通深入各地调研多年,积累了十几本实地调研笔记,出版过《探寻一个好社会》,希望表达对费孝 通一生学术研究的终极关怀。日前,张冠生向本报记者讲述了费孝通当年是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的,及其对江村的期许,对乡亲的情怀。

  反思伴随学术工作始终

  辽宁日报:您多年随费孝通先生深入各地调研,积累了十几本调研笔记。荣幸的是,2002年我曾去费先生家里采访,先生畅谈了小城镇建设问题,也提及江村调查的一些情况。费先生因《江村经济》而成名,当年为何也因此受到质疑?

  张冠生:您说到的质疑,最初主要来自西方学界。理由很简单,也容易理解。《江村经济》记录的是开弦弓村农民生活的表和里,英文书名则是《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个村子怎么就能代表一个国家?从常识和逻辑看,质疑很自然。从费先生宗奉的实证研究方法及其自省能力看,无须别人质疑,自己内心就会有此问题。他说过:“当时我就觉得……单凭江村的材料是不足为凭的。”事实上,以《云南三村》为标志,他相当自觉地从个案研究过渡到了类型比较,就是从“村”向“国”的逻辑延伸。我理解,质疑不是否定,是讨论,是希望把事实、道理弄清楚。

  辽宁日报:1990年,费先生发表《人的研究在中国》,他承认写完《江村经济》时,已意识到把一个农村看成是全国农村的典型,用它来代表中国所有农村是不妥的,这可否视为费先生的一个学术反思?

  张冠生:通观费先生学术生涯,可见一个明显事实:学术反思几乎伴随其学术工作始终。《江村通讯》可证,他在江村调查尚未全面铺开前,就已经有了研究动机、调查方法的清醒认识。1957年重访江村,受到乡亲们热情的感染时,他曾担心“友谊的海洋”会影响自己观察的客观性。我们或可由此确认,费先生的学术尊严,既来自其一以贯之的反思意识和能力,也来自其具备的一种罕见的“即时省思”能力。说“反思”一般指发生于某个过程之后的思考。费先生则往往在某过程开端,已开始反躬自省。

  辽宁日报:《江村经济》 以1936年为起点,到2002年,费先生26次访问江村。当年您跟随先生调研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张冠生:费先生一生牵挂江村,其情怀和期待,是个很长也很深的话题。他写《爱我家乡》就是集中表达自己的寄托。读其中文字,既能联想起“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古风,更可看到一位大学者借助现代科学认识工具,对“安得”追根寻源、深入肌理的感人过程。我有幸随费先生到江村多次,印象最深的是,他从不借自己的名望、地位,为江村谋取优惠、项目、支持等发展条件,而是尽量保持江村的自然生长状态,保持他对江村的客观观察和记录状态。至今难忘的是筹备其江村调查60周年纪念活动,吴江、庙港、开弦弓村三级领导都觉得村容不够好,准备“大搞一下”。先生闻讯后,并不赞成,对他们说:“这个事顺其自然,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能为开弦弓开小灶。”

  辽宁日报:现在江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如何?是否因费先生的持续关注而受益?

  张冠生:现在江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在苏南一带属于中等,不大符合费先生的期待。1996年在江村,他对村委会干部说过:“你们条件不错,名声不小,现在还是中等偏下水平。老是中不溜丢地混日子,不行啊!人家都可以更好,你们为什么不可以搞得更好?”如此督责,说明费先生期待江村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但如上所说,他一生26次访问江村,只是一个研究者、解说者,而非利益输送者。正因为费先生有着清晰、准确的定位,他才能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就成功地向世界讲述中国农民的故事,打开了一扇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窗口。我个人体会较深的是,国际社会对江村的持续关注,国内学界对江村的跟进研究,使江村的“切片”“窗口”价值绵延至今。80多年时光里,村民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对外部世界开放、从容、乐意交流的文化心理。这种氛围在当下我国乡村尚不多见,难能可贵。

  继续履行“乡土重建”使命

  辽宁日报:《乡土重建》 是费先生学术高峰期一本影响广泛的著作。书中观点当年为何引起广泛讨论,甚至质疑?

  张冠生:当年讨论乃至质疑的,本质上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道路问题。费先生主张发展乡村工业,其依据是中国农耕文明一大历史特征,即农工相辅,他比喻为“牛郎织女”。其中的“织”,即副业、手工业,便是可以生发出乡村工业的土壤。一旦电力和机器有了下乡条件,中国农村发展工业的条件就具备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支撑起中国经济半壁江山,证实了费先生当年的主张。这是他学术人生一大安慰。

  辽宁日报:您在书中也感叹70年前首版的《乡土重建》,讨论的竟然是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

  张冠生:这本书讨论的本来是当时的问题。但其中“传统有机配合的脱栓”“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等,今天读来仍感新鲜,能确认其强烈的现实性。这与其说是一种学术预见能力,不如说是学术良知,即尊重事实。当年存在的这些问题,经过半个多世纪,有的解决了,有的还在,有的或许更严重。我们该像费先生那样,诚实面对,深入调查,从民间汲取思想营养,寻找新的解决办法,继续履行“乡土重建”的使命。

  辽宁日报:1948年出版的《乡土中国》,费先生的原创概念“差序格局”,也成为至今未被超越的学术创见。

  张冠生:“差序格局”确实可作为费先生学术创见的一个标志。把百年来的中国人类学、社会学,放到国际人类学、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背景上,梳理中国学者的原创性贡献,《江村经济》一书,“差序格局”一词,堪称经典,并对后续研究产生了长久影响。至今无人超越,不等于将来无人超越。费先生也表达过对后人的期待,希望有“鸿蒙借君手”的鸿篇巨制告慰“乃翁”。

  辽宁日报:几十年间,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变,今天的乡土中国,您认为其变与不变的是什么?

  张冠生:事实在,数据在,常识在,常理在。当年费先生面对、忧心的普遍饥饿问题,如今已消除,这是了不起的大变化。费先生当年讨论“乡土重建”,如今这一话题仍在讨论,这点没变。当年讨论“如何重建”,如今有人提出“还能重建吗?”忧虑甚于当时,且自有其理,这又是值得深思的大变化。

  辽宁日报:费先生一生都在为“探寻一个好社会”而奋斗。先生心中好社会的标准是什么?

  张冠生:《探寻一个好社会》这个书名,是希望表达费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终极关怀。先生心中的好社会,用他的原话说,即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本报记者/高慧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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