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制定严刑保护未成年人





本报记者 郭 平
《会稽刻石拓本册》第一页:“皇帝休烈,平壹宇内,德惠攸长”
《会稽刻石拓本册》正文第二页:“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
《会稽刻石拓本册》内页“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
《会稽刻石拓本册》的跋文
《会稽刻石拓本册》的扉页
在辽宁省博物馆刚刚结束的“中国古代书法展”二期展览中,展出过一件罗振玉旧藏——《会稽刻石拓本册》。
《会稽刻石拓本册》从书法研究角度看,它展现的是汉字发展的重要阶段——小篆,汉字由此开始定型。然而,作为一件带有289字的文物,它叙述的不仅仅是秦始皇的丰功伟绩,还有秦朝立法维护家庭稳定、保护未成年人的记载。
史记
289个字是小篆精品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会稽刻石拓本册》原是罗振玉旧藏,是一个经折装的小册子。所谓经折装,是中国书籍法帖装裱形式之一,其方法是把卷子长幅改作折叠,成为书本形式,前后粘以书面。它由卷轴装演变而来,因卷轴装展开和卷起都很费时,改用经折装后,较为方便。凡经折装的书本,都称“折本”,与“手卷”等相对应。
《会稽刻石拓本册》包括扉页和后面的跋文在内共有48页,每页长22.9厘米、宽13.2厘米,共计289个小篆字。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这个册子与其他罗振玉旧藏一起散失民间,后来几经辗转由省博物馆收藏。
与当年这件算不上贵重的文物吸引古文字学家罗振玉的原因相同,董宝厚从馆藏文物中将其调出并公开展示,看重的也是文物所呈现的小篆书法,在中国古代书法发展脉络当中,这是汉字定型,也就是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
然而,说起来令人遗憾的是,《会稽刻石拓本册》只是一册拓片,原刻石在哪儿仍然是个谜。
会稽刻石在唐朝时还有人看到
辽宁省博物馆三楼“中国古代书法展”展厅的大门紧紧地关着,经过为期3个月的公开展示,文物也需要返回库房,进行必要的修整。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展出过的文物进行详细解读。
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副研究员董宝厚告诉记者:“与唐宋时期的书法真迹相比,从文物的收藏价值来看,《会稽刻石拓本册》要逊色得多,因为它的年代要晚,是明代的文物,而且同类拓片国内还有多个版本。这些拓片与原刻石是否有直接的联系,现在也查不到史料的确切记载。”
据介绍,会稽刻石是2000多年前秦始皇东巡的遗物,在秦始皇东巡留下的几块影响深远的刻石当中,会稽刻石是最后一块。正是在那次东巡途中,秦始皇病故,因而它也成为秦始皇刻石当中的绝响。对此,《史记》中有明确记载:“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此后,对于会稽刻石的记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言之凿凿。
如东汉时期由袁康、吴平编著的,记述我国早期吴越历史的《越绝书》中,这样记载:“(秦始皇)东汉之会稽……取钱塘浙江岑石。石长丈四尺,南北面广尺六寸,刻丈六于越东山上。”不仅确证了刻石的存在,还具体丈量了刻石的尺寸。
北魏时期由郦道元编著的《水经注》记载:“秦始皇登会稽山,刻石纪功尚在山侧。”
南朝时期的《会稽记》称:“昔秦始皇登此,使李斯刻石,其碑见在。”意思是说,在南朝的时候,会稽刻石还在。
有史家研究了唐代史学家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发现这位史学家还对司马迁《史记》中记录的碑文进行了校对,并且指出:“今检视刻石原文‘首’是作‘道’”,并认为作“‘追道高明’雅符人情也”;而“内饰诈谋”,刻石原文是“谋诈”。
与司马贞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学者张守节曾给司马迁的《史记》作注释,其著作名为《史记正义》,其中也说:“其碑……文及书皆李斯,其字四寸,画如小指,圆镌。今文字整顿,是小篆字。”他还指出了《史记》所录碑文与原碑不符的地方,如“显陈旧章”的“旧章”,碑文作“画璋”,“率众自疆”碑文作“率众邦强”。
这说明至少在唐代早期,人们还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会稽刻石。
然而,关于会稽刻石的记述到了宋代,便成了艰难的找寻和探险。
宋代史学家姚宽在《西溪丛语》中讲道:“予尝上会稽东山,自秦望山之巅并黄茅,无树木。其山侧有三石笋,中有水一泓,别无他石。石笋并无字。复自小径,别至一山,俗名鹅鼻山。又云:‘越王栖于会稽,宫娥避于此。’又云娥避山。山顶,有石如屋大,中开,插一碑于其中,文皆为风雨所剥,隐约就碑,可见缺画,如禹庙《没字碑》之类。不知此石果岑石欤?非始皇之力,不能插于石中。此山险绝,罕有至者,得一采药者,引之至耳,非伪碑也。或云大篆,或云小篆,皆不可考。”
这位北宋末年的史学家告诉我们,他是在采药人的带领下才找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有一块像屋子那么大的巨石,当中插有一碑,尺寸不详,样貌不详,他推测可能是秦始皇才有这个能力在那里插上那块石碑。
姚宽的记述告诉我们两个信息,其一,会稽刻石已经不是可以轻易看得到了;其二,即使人们看到刻石,字迹也已经无法辨认了。
但是正是姚宽的记述,引发了直到今天的艰苦找寻。
从史料中,我们已经知道,较早受到启发去试试运气的是我国著名诗人陆游,他还留下了一首诗,题为《登鹅鼻山至绝顶访秦刻石且北望大海山路危甚》。诗人极力描述探险工作准备的认真,路途的艰险,但是对于找寻的结果,他只留下了“秦皇马迹散莓苔,如镌非镌凿非凿。残碑不禁野火燎,造物似报焚书虐。”意思是秦代的痕迹像是人工开凿的,又不太像,有块残碑,又好像被火烧毁了,他认为是造物主对秦始皇焚书的惩罚。
此后,会稽刻石原迹便在史海和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原址在哪儿至今无人知
董宝厚说:“日常生活中,石头给人们留下了坚硬可靠的印象,但是一旦和时间绑在一起,石头也是脆弱得不堪一击,风吹雨淋、阳光暴晒、野火焚烧都会对石刻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
这也是年代越为久远,留存于世的石刻越为稀少的原因之一。而且目前发现的传世石刻能够保存下来,大多是因为埋藏于相对稳定的地质环境中,长期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
之所以说无法证明目前传世的各种版本的《会稽刻石拓本册》与原作的关系,重要原因就是会稽刻石原石的失踪。
而在文物考古人员研究会稽刻石踪迹的过程中,受发展旅游经济的启发,古会稽郡区域的浙江两市则把视点放到了确认会稽刻石的遗址上。
这项工作因为原石的消失同样变得非常艰难,而这也是引发争论的主要原因。
梳理有关会稽刻石遗址的各种争论,焦点还是来自姚宽在《西溪丛语》中的记述,他不像前人那样,说会稽刻石就在那里,去了就可以看到,而是具体描述了自己的行程,还记录了几个地名,如秦望山、鹅鼻山、娥避山,又讲了山路险远,人迹罕至。
如果仔细思考,会发现姚宽的记述有很大问题。秦始皇东巡会稽发生于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那一年他已经年近五旬。一位身体不太健康的皇帝,能有多大可能像徐霞客那样跟着采药人到深山老林里去探险,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事。更何况在此前的文字记述中,根本没有提到看刻石的路途有多么的艰险。
现在看,更大的可能是姚宽的记述成了一些人故意把事情搅乱的借口,其中的浙江省诸暨市在他们认定的一座当地最高峰上立了一块“会稽刻石”,意图“先声夺人”。
辽宁省考古研究院一位考古专家告诉记者:“对于找寻会稽刻石遗址,辽宁的姜女石秦行宫遗址的发现给人们的启示更多一些。此前,对于碣石的具体所在,古今多位学者也是争论不休,直到1982年人们在绥中县海滨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秦行宫遗址,这些争论才销声匿迹。”
他说,对于会稽刻石遗址,真正科学的找寻方法是应该加大考古调查的投入和力度,通过对秦代遗址、遗物的调查和发现,来增加遗址确认的准确性。“或许在科学的调查过程中,人们真的有可能像某些重要文物的重现那样,意外地发现,原来会稽刻石正静静地躺在某个农家小院中。”这位专家乐观地说道。
秦代重视维护家庭稳定
董宝厚说:“我们认为《会稽刻石拓本册》与原刻石没有直接关系,是因为原刻石的样貌并不是无据可考。”
据介绍,唐初学者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记述:“其碑……文及书皆李斯,其字四寸,画如小指。”意思是说会稽刻石中的文字都是由李斯书写的,每个字的大小四寸左右,每道笔画有小指粗细。以这个标准衡量,目前包括《会稽刻石拓本册》在内的很多传世拓片都与这个尺寸有很大差别。
但是不管形式如何,我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会稽刻石的内容有全文记载,这为后人研究会稽刻石的内容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会稽刻石拓本册》用小篆记述的内容与《史记》所载基本相同。
会稽刻石的内容有:“皇帝休烈,平壹宇内,德惠攸长。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现代人编的顺口溜说出文意,讲的是:“皇帝创业美且盛,境内平定大一统,德泽恩惠长又长。始皇三十有七年,亲自出巡游天下,视察周边到远方。于是登上会稽山,宣布教化树风尚,国民肃敬又端庄。臣子个个颂功德,寻根求源明事迹,追述往事赞秦皇……”接下来的内容主要是讲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业绩。
史学家研究会稽刻石的内容,注意到在诸多泛泛歌功颂德的文字当中,单独对于秦代的家庭关系用了非常具体的文字来规定,即“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猳(jiā),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修身反省说道理,夫死弃子再嫁人,加倍死罪惩不贞。内外隔绝防范严,禁止男女犯奸淫,人人干净心要诚。有妇之夫淫人妻,杀死奸夫不算罪,男子礼仪有章程。为人之妻若逃嫁,害得子女失母亲,都要教育使廉清。”
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秦朝时期明确规定:丈夫亡故后妻子弃子再嫁是死罪;杀死奸夫不算罪;妻子私自逃跑,应该教育让她改邪归正。秦朝订立这些律条的出发点是保护孩子,维护家庭的稳定。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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