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 平

　　《会稽刻石拓本册》第一页：“皇帝休烈，平壹宇内，德惠攸长”

　　《会稽刻石拓本册》正文第二页：“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

　　《会稽刻石拓本册》内页“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

　　《会稽刻石拓本册》的跋文

　　《会稽刻石拓本册》的扉页

　　在辽宁省博物馆刚刚结束的“中国古代书法展”二期展览中，展出过一件罗振玉旧藏——《会稽刻石拓本册》。

　　《会稽刻石拓本册》从书法研究角度看，它展现的是汉字发展的重要阶段——小篆，汉字由此开始定型。然而，作为一件带有289字的文物，它叙述的不仅仅是秦始皇的丰功伟绩，还有秦朝立法维护家庭稳定、保护未成年人的记载。

　　史记

　　289个字是小篆精品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会稽刻石拓本册》原是罗振玉旧藏，是一个经折装的小册子。所谓经折装，是中国书籍法帖装裱形式之一，其方法是把卷子长幅改作折叠，成为书本形式，前后粘以书面。它由卷轴装演变而来，因卷轴装展开和卷起都很费时，改用经折装后，较为方便。凡经折装的书本，都称“折本”，与“手卷”等相对应。

　　《会稽刻石拓本册》包括扉页和后面的跋文在内共有48页，每页长22.9厘米、宽13.2厘米，共计289个小篆字。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这个册子与其他罗振玉旧藏一起散失民间，后来几经辗转由省博物馆收藏。

　　与当年这件算不上贵重的文物吸引古文字学家罗振玉的原因相同，董宝厚从馆藏文物中将其调出并公开展示，看重的也是文物所呈现的小篆书法，在中国古代书法发展脉络当中，这是汉字定型，也就是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

　　然而，说起来令人遗憾的是，《会稽刻石拓本册》只是一册拓片，原刻石在哪儿仍然是个谜。

　　会稽刻石在唐朝时还有人看到

　　辽宁省博物馆三楼“中国古代书法展”展厅的大门紧紧地关着，经过为期3个月的公开展示，文物也需要返回库房，进行必要的修整。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展出过的文物进行详细解读。

　　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副研究员董宝厚告诉记者：“与唐宋时期的书法真迹相比，从文物的收藏价值来看，《会稽刻石拓本册》要逊色得多，因为它的年代要晚，是明代的文物，而且同类拓片国内还有多个版本。这些拓片与原刻石是否有直接的联系，现在也查不到史料的确切记载。”

　　据介绍，会稽刻石是2000多年前秦始皇东巡的遗物，在秦始皇东巡留下的几块影响深远的刻石当中，会稽刻石是最后一块。正是在那次东巡途中，秦始皇病故，因而它也成为秦始皇刻石当中的绝响。对此，《史记》中有明确记载：“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此后，对于会稽刻石的记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言之凿凿。

　　如东汉时期由袁康、吴平编著的，记述我国早期吴越历史的《越绝书》中，这样记载：“（秦始皇）东汉之会稽……取钱塘浙江岑石。石长丈四尺，南北面广尺六寸，刻丈六于越东山上。”不仅确证了刻石的存在，还具体丈量了刻石的尺寸。

　　北魏时期由郦道元编著的《水经注》记载：“秦始皇登会稽山，刻石纪功尚在山侧。”

　　南朝时期的《会稽记》称：“昔秦始皇登此，使李斯刻石，其碑见在。”意思是说，在南朝的时候，会稽刻石还在。

　　有史家研究了唐代史学家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发现这位史学家还对司马迁《史记》中记录的碑文进行了校对，并且指出：“今检视刻石原文‘首’是作‘道’”，并认为作“‘追道高明’雅符人情也”；而“内饰诈谋”，刻石原文是“谋诈”。

　　与司马贞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学者张守节曾给司马迁的《史记》作注释，其著作名为《史记正义》，其中也说：“其碑……文及书皆李斯，其字四寸，画如小指，圆镌。今文字整顿，是小篆字。”他还指出了《史记》所录碑文与原碑不符的地方，如“显陈旧章”的“旧章”，碑文作“画璋”，“率众自疆”碑文作“率众邦强”。

　　这说明至少在唐代早期，人们还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会稽刻石。

　　然而，关于会稽刻石的记述到了宋代，便成了艰难的找寻和探险。

　　宋代史学家姚宽在《西溪丛语》中讲道：“予尝上会稽东山，自秦望山之巅并黄茅，无树木。其山侧有三石笋，中有水一泓，别无他石。石笋并无字。复自小径，别至一山，俗名鹅鼻山。又云：‘越王栖于会稽，宫娥避于此。’又云娥避山。山顶，有石如屋大，中开，插一碑于其中，文皆为风雨所剥，隐约就碑，可见缺画，如禹庙《没字碑》之类。不知此石果岑石欤？非始皇之力，不能插于石中。此山险绝，罕有至者，得一采药者，引之至耳，非伪碑也。或云大篆，或云小篆，皆不可考。”

　　这位北宋末年的史学家告诉我们，他是在采药人的带领下才找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有一块像屋子那么大的巨石，当中插有一碑，尺寸不详，样貌不详，他推测可能是秦始皇才有这个能力在那里插上那块石碑。

　　姚宽的记述告诉我们两个信息，其一，会稽刻石已经不是可以轻易看得到了；其二，即使人们看到刻石，字迹也已经无法辨认了。

　　但是正是姚宽的记述，引发了直到今天的艰苦找寻。

　　从史料中，我们已经知道，较早受到启发去试试运气的是我国著名诗人陆游，他还留下了一首诗，题为《登鹅鼻山至绝顶访秦刻石且北望大海山路危甚》。诗人极力描述探险工作准备的认真，路途的艰险，但是对于找寻的结果，他只留下了“秦皇马迹散莓苔，如镌非镌凿非凿。残碑不禁野火燎，造物似报焚书虐。”意思是秦代的痕迹像是人工开凿的，又不太像，有块残碑，又好像被火烧毁了，他认为是造物主对秦始皇焚书的惩罚。

　　此后，会稽刻石原迹便在史海和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原址在哪儿至今无人知

　　董宝厚说：“日常生活中，石头给人们留下了坚硬可靠的印象，但是一旦和时间绑在一起，石头也是脆弱得不堪一击，风吹雨淋、阳光暴晒、野火焚烧都会对石刻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

　　这也是年代越为久远，留存于世的石刻越为稀少的原因之一。而且目前发现的传世石刻能够保存下来，大多是因为埋藏于相对稳定的地质环境中，长期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

　　之所以说无法证明目前传世的各种版本的《会稽刻石拓本册》与原作的关系，重要原因就是会稽刻石原石的失踪。

　　而在文物考古人员研究会稽刻石踪迹的过程中，受发展旅游经济的启发，古会稽郡区域的浙江两市则把视点放到了确认会稽刻石的遗址上。

　　这项工作因为原石的消失同样变得非常艰难，而这也是引发争论的主要原因。

　　梳理有关会稽刻石遗址的各种争论，焦点还是来自姚宽在《西溪丛语》中的记述，他不像前人那样，说会稽刻石就在那里，去了就可以看到，而是具体描述了自己的行程，还记录了几个地名，如秦望山、鹅鼻山、娥避山，又讲了山路险远，人迹罕至。

　　如果仔细思考，会发现姚宽的记述有很大问题。秦始皇东巡会稽发生于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那一年他已经年近五旬。一位身体不太健康的皇帝，能有多大可能像徐霞客那样跟着采药人到深山老林里去探险，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事。更何况在此前的文字记述中，根本没有提到看刻石的路途有多么的艰险。

　　现在看，更大的可能是姚宽的记述成了一些人故意把事情搅乱的借口，其中的浙江省诸暨市在他们认定的一座当地最高峰上立了一块“会稽刻石”，意图“先声夺人”。

　　辽宁省考古研究院一位考古专家告诉记者：“对于找寻会稽刻石遗址，辽宁的姜女石秦行宫遗址的发现给人们的启示更多一些。此前，对于碣石的具体所在，古今多位学者也是争论不休，直到1982年人们在绥中县海滨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秦行宫遗址，这些争论才销声匿迹。”

　　他说，对于会稽刻石遗址，真正科学的找寻方法是应该加大考古调查的投入和力度，通过对秦代遗址、遗物的调查和发现，来增加遗址确认的准确性。“或许在科学的调查过程中，人们真的有可能像某些重要文物的重现那样，意外地发现，原来会稽刻石正静静地躺在某个农家小院中。”这位专家乐观地说道。

　　秦代重视维护家庭稳定

　　董宝厚说：“我们认为《会稽刻石拓本册》与原刻石没有直接关系，是因为原刻石的样貌并不是无据可考。”

　　据介绍，唐初学者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记述：“其碑……文及书皆李斯，其字四寸，画如小指。”意思是说会稽刻石中的文字都是由李斯书写的，每个字的大小四寸左右，每道笔画有小指粗细。以这个标准衡量，目前包括《会稽刻石拓本册》在内的很多传世拓片都与这个尺寸有很大差别。

　　但是不管形式如何，我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会稽刻石的内容有全文记载，这为后人研究会稽刻石的内容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会稽刻石拓本册》用小篆记述的内容与《史记》所载基本相同。

　　会稽刻石的内容有：“皇帝休烈，平壹宇内，德惠攸长。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现代人编的顺口溜说出文意，讲的是：“皇帝创业美且盛，境内平定大一统，德泽恩惠长又长。始皇三十有七年，亲自出巡游天下，视察周边到远方。于是登上会稽山，宣布教化树风尚，国民肃敬又端庄。臣子个个颂功德，寻根求源明事迹，追述往事赞秦皇……”接下来的内容主要是讲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业绩。

　　史学家研究会稽刻石的内容，注意到在诸多泛泛歌功颂德的文字当中，单独对于秦代的家庭关系用了非常具体的文字来规定，即“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猳（jiā），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修身反省说道理，夫死弃子再嫁人，加倍死罪惩不贞。内外隔绝防范严，禁止男女犯奸淫，人人干净心要诚。有妇之夫淫人妻，杀死奸夫不算罪，男子礼仪有章程。为人之妻若逃嫁，害得子女失母亲，都要教育使廉清。”

　　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秦朝时期明确规定：丈夫亡故后妻子弃子再嫁是死罪；杀死奸夫不算罪；妻子私自逃跑，应该教育让她改邪归正。秦朝订立这些律条的出发点是保护孩子，维护家庭的稳定。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