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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与畏史

2019年10月29日 09:17   来源:辽宁日报   作者:   编辑:徐硕

  俞晓群

  明代吕坤,面对当时书籍混乱的现象,将图书分为九类:全书、要书、赘书、经世之书、益人之书、无用之书、病道之书、杂道之书和败俗之书。其中“全书”只有两部:《十三经注疏》与《二十一史》,列为群书之首。本文按下经书不表,先说史书的故事。

  在经史子集中,史书登堂入室,始见于三国刘备与孙权的两段故事。刘备去世前,给儿子刘禅留下遗言,其中包括一个书单,有《汉书》;孙权与大将吕蒙等人,谈自己的读书经历,也列出一个书单,包括“三史”。章炳麟先生说:“自是通史致用,遂为通则。”

  在先儒的观念中,读史有多重要呢?我们接着听章先生的观点:“人不习史,端者不过为乡里善人,庸者则务在衣食室家,而尚奇者或为乱政之魁,清末至今,其弊可见。”章先生这段话说得很重,但并非独家之见。如明末清初魏禧,曾在《里言》中写道:“人不可不读史,未读时,觉自己尽高,七尺之躯昂然独上。及见前代人物,忽不觉矮矬极了,大地之宽,竟毫无立足之地。”

  他们为什么把读史一事,说得如此重要呢?魏禧举例说,比如先人有“读书使人心粗”之句,其实它的病根不是读书的错,而是不读史或读史不精的错。魏禧在《与彭中叔》中写道:“先儒云:读书使人心粗,如云过独木桥易使跌;是要人细心读史之意,非谓桥不须过。后人误认此语,有志道学者,只看性理语录,史书置之高阁;即或涉猎,几等稗官小说而已。”接着魏禧又以宋代伊川(程颐)读史为例:“伊川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其成败,然后再看;有不合处,又更思之。其间有幸而成,不幸而败者,不独徇其已然之迹与众人之论。此正是怕心粗处。”

  读史既然重要,因此历代留下许多苦读史书的故事。帝王读史如宋高宗,有记执政徐俯,曾劝高宗读《光武帝纪》。有一天,高宗将抄写好的《光武帝纪》送给徐俯,并说道:“卿劝朕读光武纪,朕思读十遍,不如写一遍。今以赐卿。”诫子读史如曾国藩,他在家书中告诫儿子,读《汉书》不必受困于精粗之说,每日必须看20页,切不可今日半页,明日数页云云。“如煮饭然,歇火则冷,小火则不熟,须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更夸张的读史,有见于明代陈继儒《读书十六观》记载,宋代苏舜钦夜读《汉书·张良传》,要准备一斗酒,“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抚掌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饮一大白。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复举一大白。”

  读史最刻苦的人,还要首推苏轼。有人问苏轼:“先生博学广识,我们可以做到吗?”苏轼说,可以啊,我读《汉书》,要读很多遍才能完成。比如治道、人物、地理、管制、兵法、货财之类,每读一遍,针对一件事情,几遍之后,就会事事清楚了。所谓“叁伍错综,八面受敌,沛然应之,而莫御焉。”

  《耆旧续闻》中,记载苏轼读史:“东坡谪黄州,日课手钞《汉书》,自言读《汉书》凡三钞: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朱司农载上谒坡,乞观其书,坡云:‘足下试举题一字。’公如其言,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

  前述先贤讲读史,其中多有涉及方法之论。因为史书篇幅浩繁,路径崎岖,读者难进难出,因此研读史书的方法至为重要,对此历代先儒表述极多。此处略举六段:

  其一,读史要全面观照,不可专于一家。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说》强调,读史不可“习于太史者,偏妒孟坚……论《史》《汉》者,则不悟刘氏云亡,而地分三国;亦犹武陵隐士,灭迹桃源,当此晋年,犹谓暴秦之地。”对此,清代浦起龙按语:“此条谓读书不可颛泥一家,局护偏遗,自亦一病。”

  其二,读史要有条理性,宋代俞成《萤雪丛说》写道:“历事几主?历任几官?有何建立?有何献明?何长可录?何短可戒?传中有何佳对?此贾挺才先生记史法也。”宋代王楙《野客丛书》写道:“凡读史,每看一传,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义,或才德,大节无亏。人品既定,然后看一传文字如何?全篇文体既已了然,然后采摘人事可为何用?奇词妙语,可以佐笔端者记之。如此读史,庶不空遮眼也。若于此数者之中,只作一事功夫,恐未为尽善耳。”

  其三,读史要循序渐进,元代许衡《性理大全》写道:“阅史必且专于一家,其余悉屏去。候阅一史毕,历历默记,然后别取一史而阅之。如此有常,不数年诸史可以备记。苟阅一史未了,杂以他史,纷然交错于前,则皓首不能通一史矣。”

  其四,读史要尊重史书记载,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写道:“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骤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可贬,听诸天下为公论焉可矣。”

  其五,读史与读经,有何异同、谁先谁后呢?清代张潮《幽梦影》写道:“经传宜独坐读,史鉴宜与友共读……先读经,后读史,则论事不谬于圣贤;既读史,复读经,则观书不徒为章句。”

  其六,读史不可玩物丧志,清代王夫之《俟解》写道:“读史亦博文之事,而程子斥谢上蔡为玩物丧志,所恶于丧志者,玩也。玩者,喜而弄之之谓。如《史记·项羽本纪》及窦婴灌夫传之类,淋漓痛快,读者恋恋不舍,则有代为悲喜,神飞魂荡而不自持。于斯时也,其素所志尚者,不知何往,此之谓丧志。以其志气横发,无益于身心也。岂独读史为然哉!”

  谈读史方法,由此及彼,似可通论,但只有司马迁《史记》不同,其地位崇高,不可泛泛而论。更多先人,并未将其单纯当史书来读,如清代冯班《钝吟杂录》所言:“今人读《史记》,只是读太史公文集耳,不曾读史。”对此本文略举三例:一是唐代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谈道,书籍可以分为取道与参悟两类,柳氏将《史记》归于后者,称“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柳氏还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谈写作,再称“榖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二是宋代徐积,读《史记·货殖列传》,见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一句,于是悟到作文之法。三是清代黄本骥,在《读文笔得》中写道:“《项羽本纪》是史公极得意文字,班掾采入《汉书》,节去2683字。《史记》多字处有多字之妙,《汉书》少字处有少字之妙:多者逸,少者遒。”

  中国数千年,帝王将相,素有喜好读史的传统。前文提到刘备、孙权及宋高宗即是。还有石勒故事,《晋书·石勒载记》有记,石勒不知书,却喜欢让别人给他诵读《汉书》,听到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石勒惊呼失策,如此还能得天下吗?听到张良谏止,石勒才舒了一口气。梁元帝萧绎是一个异数,他读书极多且有高见,如在《金楼子》中说:“正史既见成败得失,此经国之所急。五经之外,应以正史为先。”但他本人却治国无方。遭到魏军围城时,“乃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足见其书之多。《南史》评价萧绎:“口诵《六经》,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学,有公旦之才,适足以益其骄矜,增其祸患,何补金陵之覆没,何救江陵之灭亡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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