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史冬柏

　　提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红军长征出发85周年。随着时间的洗礼，长征已经从“中国语言”演变成为“世界语言”。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征文活动，就与长征有关。《红军长征记》，原名《二万五千里》，正是这次征文的成果，也被研究者视为最早的长征集体口述史。这本书1937年2月在延安编完，在经历了多个版本的辗转相传，经刘统重新整理注释后，今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定名为《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最近很少读这么厚的书，700多页。字数多，但决不繁冗无味。虽是历史记录，但更似小说，每个故事既有连贯性，又独立成篇，风格不一，引人入胜。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这是一句为国人熟知的经典用语，可见长征精神早已融入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成为励志格言。大实话里有真理，长征确是人类苦难的一座“珠穆朗玛”，令人惊叹，比较之间，更令人珍惜当下。

　　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文化创作活动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一年后，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

　　当时的情形什么样？人数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7000余人，几乎弹尽粮绝，面对国民党军的经济和军事封锁，加上严冬奇寒，部队饥寒交迫，困难重重。

　　《红军长征记》的编辑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向国内外各界募捐，渡过难关；二是为了向全世界宣传红军，扩大影响。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杨尚昆联名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信：“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一声号召，迅即点燃红军将士的创作热情。领导同志如董必武、谢觉哉、李富春等带头写作，许多拿枪杆子的人，如张爱萍、刘亚楼、杨成武、谭政、耿飚等，也都拿起笔杆子，记录下鲜活而珍贵的回忆。

　　1936年10月底，红军总政治部就收到200多篇稿件，约50万字，内容有战斗经过，有民情风俗，有奇闻趣事，堪称全景式呈现长征原生态。当时负责编辑工作的女作家丁玲深受感动地写道：“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之外，甚至从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洋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子背上浏览塞北风光、饱尝灰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模糊了字的，都伸开四肢，躺到编辑者的桌上。”

　　这场由毛泽东亲自发起的征文活动，可以说是党内和军内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文化创作活动。1936年10月，美国记者斯诺离开陕北时收获满满，他带走的资料里，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

　　用粗糙质朴的原始记录保存真实

　　《红军长征记》“关于编辑经过的说明”中这样写道：“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章的人们，他们能粗糙质朴地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

　　的确，透过粗糙质朴的文字，今天的我们更容易触摸到长征最真实的面貌。

　　“假使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或是愿意从军去呢？”红军出发前的某天，何叔衡这样问董必武。在出发前，红军主力究竟向什么地方转移，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在长途中遇到一切天然的人为的困难，不曾令我丝毫沮丧过，同着大家一齐克服过了。”董必武在《出发前》里记述了长征之初的情形。

　　“在部队中做火把，是一天一天的熟练，一天一天的进步的。有的用较大的竹筒，钻空罐洋油点；有的则用松枝，利用松香汁燃烧。但这些都比较费用大，或者太费力。最好是找二三根较细的干竹，打破成几片，合起一节一节的捆起来，容易燃烧，光大且不怕风，也耐烧。我以为这是最好的一种。”李富春在《夜行军》中记录了做火把的经验和心得，笔触堪称细腻而精准。

　　长征苦，但红军将士苦中作乐。《夜行军》中还记载，当没有敌情之忧时，大家甚至半夜高歌，“夜间的行军乐，可以‘不知东方之既白’”，以至于在总政治部的行列中，李富春、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等同志组成了合股“牛皮公司”，也产生了“徒步旅行家”，一路走一路谈，忘记了疲倦。如此趣笔，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多么的充满豪情。

　　最扣人心弦的还是战斗记录。刘亚楼的《渡乌江》环环相扣，一气呵成，“向着乌江进”“一次强渡”“‘水马’在乌江”“坚决突过去”“江边剧战”“一个连猛追三个团”，激战场面跃然纸上，何时读来都震撼人心。

　　“大概因为红军是中国人民救星的缘故吧，从它出生以来，便无时无刻不在国民党军队‘欢送’或‘欢迎’中。”《吴起镇打骑兵》这番描写显得多了几分生趣。文章以诙谐反讽的口吻，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形容为“欢送”，通篇以这两个字贯穿，直至尾声：“这一铁拳的挥动，终于辞退了苦苦‘欢送’的四团骑兵。当残存的2/3的人们正惊恐喘急，马上加鞭的奔跑中，我们长征二万里的红色英雄们，从数十里的山头上，集中收兵。暮色冥茫中，浮起了毫不疲乏的，轻快得意的《打骑兵》歌声。”这样的文字和流露出的气息，真叫一个酣畅淋漓。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信仰和前行的力量

　　翻阅这部原始记录的过程，注定是在精神世界中再走长征路的过程。这个过程越持续深入，心灵越会为长征这段历史所征服，为长征精神所征服。

　　长征不仅仅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具有超出国别的世界意义。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红星照耀中国》中，把长征誉为“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美国记者兼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有《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认为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美国军事学家塞缪尔·格里菲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中，将红军长征与公元前400年色诺芬率领1万希腊人从波斯撤退到黑海作比较，认为这是“一次更加雄伟的壮举”。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迪克·威尔逊认为，“长征是中国人民重要的精神财富”。

　　一部英雄史诗，一座巍峨丰碑，一次伟大壮举，一笔精神财富。不由得想起时而在互联网泛起的解构长征的沉渣，在这个问题上，可千万别掉进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无论你是否亲自走过长征路，但通过阅读和追思，在精神世界里沿着先辈足迹走上一遍，从中汲取信仰和前行的力量，你一定会赢得自己人生的新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