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美洁

　　提示

　　《顾颉刚读书笔记》“明神宗与鸦片”一条，引用清末人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的说法，说明神宗三十年不召见廷臣，是受鸦片之累。本文作者细致考证，说明鸦片在明代的应用，一是用于治痢疾，二是人们用罂粟花作观赏花卉。人们对某物的应用不能脱离其时代，明代并无鸦片成瘾的记载。从《明神宗实录》来看，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实际是不接受元旦朝贺，并不是完全不上朝。不上朝的原因，也是国本之争，君臣间的隔阂与对抗造成的，并不是身体原因。

　　《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一“明神宗与鸦片”，引清末人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的说法，说明神宗三十年不召见廷臣，是受鸦片之累。顾颉刚说，假如这话可信的话，那么鸦片在明朝时就已传入了（《顾颉刚读书笔记》，中华书局，2011年）。笔记只此一笔，未作深究。在此，暂代顾先生作一考证，证明鸦片在明朝时已传入，是无可疑的。

　　其实，鸦片的传入要比明代更早得多，邓之诚先生认为鸦片在魏、晋时期便已传入（《骨董琐记》）。关于其应用的记载多起来的，则在宋代。但宋代人对罂粟的爱好，主要是它可以用来泡茶喝。苏东坡：“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查慎行注：“莺粟汤，即罂粟汤，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肺养胃。”（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卷二十五）陆游对这种罂粟汤尤其喜爱，时不时就要煮上一碗。如《题书斋壁》：“随分琴书适性情，乍寒偏爱小窗明。旋煎罂粟留僧话，故种芭蕉待雨时。”又，《病告中遇风雪作长歌排闷》：“石鼎闲烹似瓜茶，霜皱旋破如拳栗。蹲鸱足火微点盐，罂粟熬汤旋添蜜。”（《剑南诗稿》卷十五，十八）又据宋李弥逊《和少章罂粟汤》：“甘比玉莲开太华，色分秋练净澄江。”（《筠溪集》卷十五）可见，宋时人喜欢的罂粟汤，是一种加点盐、再加点蜜煮出来的，以甜味为主的茶汤。

　　到了明代，喝茶汤的爱好已经不见了，人们对罂粟花的热爱倒是上升了许多，刊于万历十五年的《阿育王山志》，录有奉化知县彭祖训的《从天童过阿育王依韵奉酬嵩来上人》诗：“只爱育王山色好，得瞻舍利宝光多。疏蓠繁蕊开罂粟，斗室浓阴挂薜萝。”可知阿育王寺前种有一片罂粟花。此时，罂粟花作为观赏植物，种植已经寻常，如诗题“四月承叔铭佥宪二绝句问西厅牡丹开未并寄罂粟令予种之以娱目因戏用韵答之”（明刘嵩《槎翁诗集》卷八），人们互传罂粟种子，作为庭院花卉的艳丽点缀。顾起元《客座赘语》：“凡庭畔阶砌杂卉之属，择其尤雅靓者虞美人、罂粟、石竹、剪红罗、秋牡丹、玉芙蓉、捷蝶花……摇风漏月，最为绵丽矣。”彼时流行繁花似锦的一种庭园风格，需要罂粟花这样的艳丽之花。

　　李时珍《本草纲目》载：阿芙蓉（鸦片）这东西也是最近才听说，用罂粟果实的汁液制成药剂，主治痢疾脱肛；又说能固精，所以就有人用来做房中术药丸。更有一种流行的叫“一粒金丹”的东西，说是包治百病，那纯粹就是骗人的（《本草纲目》卷二十三）。李时珍对鸦片的疗效，是持保守意见的，只是录了当时市面流行的方子。鸦片入药的毒性，一般通点药理的人都会知道，李开先《赠疡医吉迁》诗：“虽善千方作外科，请听一语为忠告。百药其间多有毒，从今切莫加罂粟。”（《李中麓闲居集》卷一）那么，深居皇宫的万历皇帝，真的会用鸦片上瘾吗？

　　回到顾颉刚先生所据的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说：“此物初入中国，宫禁先受其毒，明神宗三十年不召见廷臣，即为此物所累故也。”（卷上“鸦片遗闻”）《春冰室野乘》所用的证据，可能就是明人笔记中，成化时内官出外高价求购鸦片的记载（徐伯龄《蟫精隽》），以及明神宗“三十年不上朝”的说法，再结合清末鸦片烟殆坏人意志与身体的现实，往上推导得出的结论。但细看一下《明神宗实录》，就能明白“三十年不上朝”的说法，只是一个大而概之的描述。

　　万历十七年之前，皇帝还是正常上朝的，在前十年张居正辅佐时，更称得上勤勉有加。以万历二年十月为例，皇上御文华殿讲读十二次，请假一次，张居正给定的课程，几乎是隔天就上一次课（据《明神宗实录》）。张居正去世，万历对这位老师进行了严霜般的清算，好似一个好学生突然开始了逃学的日子。对比此后他的种种表现，不禁更能理解黄仁宇先生“世间再无张居正”的感叹（《万历十五年》）。但群臣们也不一定就没错。万历十六年正月初七皇帝上朝，一点名，却有82位臣子没来上班，皇帝很生气，下令扣每人两个月工资。所以也不能光说皇帝偷懒，你看，群臣们比皇帝更偷懒。也可见“世间再无张居正”后的一种局面，再无强干的辅臣能帮助万历皇帝管理朝政。万历虽然生气，但此年还是亲自祭献孔子先师，上朝也正常。

　　变化出现在万历十七年。正月初一元旦节，按例，皇帝要在皇极殿接见群臣，再赐辅臣饮食。这一天碰巧日食，万历就免了群臣朝贺。自万历十五年开始，群臣就陆续上奏本，要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皇帝则属意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国本之争渐露端倪。此次免掉元旦节礼，是他对抗群臣的情绪表达，日食只不过恰巧充当了借口。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皇帝第二年不接受元旦贺礼，大臣们感觉事态严重，于是，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四位辅臣，一同前去面见。《明神宗实录》详细记载了这次君臣间的会面：“（申时行等）入见于西室，御榻东向，时行等西向跪至，词贺元旦新春，又以不瞻睹天颜叩头候起居。上曰：‘朕之疾已痼矣。’时行等对曰：皇上春秋鼎盛……”这一次皇帝是以身体不好为借口，而且也是事出有因。此前，雒于仁上疏皇帝戒“酒、色、财、气”，皇帝此时激愤地向辅臣们逐条辩解，并说一向有心肝二经火旺之病，如今被气得旧病复发，不能上朝了。此事件后，万历皇帝开始了不上朝也不用找借口的日子。但政事还是处理的，遇到军功表赏之类的大事，也偶尔上朝。

　　以晚年的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为例，皇帝亲力亲为处理政事十三起，主要涉及官员请假、辞职、封赏、修省，其中有批评官员不参加活动一起，跟元辅抱怨自己身体不好二次。万历四十八年二月，皇帝遣文书官宣谕诸臣，向各位大臣说明身体情况，头晕目眩，动火，脾胃也不好，并说身体稍好些就看奏章。此年七月，万历皇帝崩。以一个垂暮之年的人的精力来说，万历处理的政事并不算少，与鸦片成瘾毫无生气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万历十七年开始就不接受元旦朝贺，发展到逐渐不上朝，假如是鸦片原因的话，很难想象能坚持这么久。所以说，鸦片只是一种想象，并无实据。且从明代人对鸦片的使用实情来看，也并不相符。

　　一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才被立为皇太子，但这并不是国本之争的结束。万历四十四年八月，皇帝才同意皇太子出阁讲读，但开讲没多久，就被叫停了。这之前与之后的君臣间的扯皮，大多就是围绕皇太子的讲读。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里说，东林与国本为始终，南明福王政权的失败，也是万历国本之争的延续（第五章“复明运动”），此说甚是。国本之争绝不是单纯的道德伦理争端，而是延续至明朝灭亡的权力之争，万历皇帝不上朝，也是因为这个政治原因，而非身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