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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新作《故宫六百年》回沈签售

2020年09月02日 08:59   来源:辽沈晚报   作者:   编辑:杨旭

  2020年8月30日下午,作家、纪录片导演祝勇带着他的新书《故宫六百年》回到家乡沈阳,做客歌德书店,与现场读者一起探讨600岁故宫的魅力,并与大家分享这本新书的创作经历及感受。

  进午门是明初

  出神武门已是清末

  2020年适逢紫禁城建成600周年,又是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紫禁城既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和宫殿营造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明清历史上许多重大宫廷事件的源发地。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故宫博物院不同于一般的博物馆,不仅精心保管着明清时代遗留的皇家宫殿和旧藏珍宝,而且对古建筑、院藏文物、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和清宫典籍等,都有着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自1420年建成算起,故宫已经走过了整整600年的风霜雪雨。面对故宫,千言万语都会化成难以言喻的感悟;置身其中,个人曾经密密匝匝的岁月转瞬就没了踪迹。祝勇此番推出的《故宫六百年》,以紫禁城建筑的空间次序为横坐标,以紫禁城历史的时间次序为纵坐标,立体、全景式地反映紫禁城的历史与文化内涵,通过对其六百年历史的回顾,揭示了定都北京的历史意义,展现了中华文明在各个方面的巨大成就。

  近年来,祝勇持续书写着故宫的典故与传奇,或借物咏怀,或凭卷追思,从独特角度展示了一个丰富深邃的古典中国。本书可以视为他此类作品的集大成者,系统地讲述故宫,小处生动、大处磅礴,充满了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作为一名故宫文化的研究者,祝勇以文字建构起一座政治意义上的紫禁城,也展示了一座集宫殿建筑、园林、字画、藏书和工艺品精华于一体的文化意义上的紫禁城。

  祝勇介绍,在《故宫六百年》中,他从午门开始写,最后写到神武门。“游客到故宫旅游都是从午门进入,走三大殿,然后往两边走各个地方,最后由神武门出去。所以我的写作路径也是按照从午门进,最后从神武门出,这样一个线路来一篇一篇写。”“同时,通过空间的移动,把600年的历史串出来,从午门进去的时候是明朝初年,最后从神武门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正好把时间的顺序纳入到空间的顺序当中。”从午门到神武门,推开沉重的宫门,跨过朝代的门槛。跟随书中的文字,读者仿佛走过了六个世纪,甚至更为久远的岁月。

  “以空间带时间”的结构书写紫禁城

  祝勇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虽身为“故宫人”,但在他眼中,书写故宫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这座建筑过于宏大。祝勇坦言:“紫禁城的宏大,不仅使营造变得不可思议,连表达都是困难的。这让我的心底生起来的那股言说冲动,每次都铩羽而归。它太大了,它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讲不完……我的讲述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在紫禁城面前,话语是那么无力。”

  故宫对于祝勇而言,不仅是一座建筑,还是一个生命体;不仅是一个空间,还代表着时间。他回忆起拍摄《上新了·故宫》第一季时经历的一件事:“我和演员以及剧组其他成员在早上六点到达太和殿,若‘穿越’回几百年前,这正是大朝会的时间,但此时的太和殿前,不见排列成行的品级山(供官员们在广场列队的标志物),也不见在铜龟、铜鹤腹中升起的袅袅线香,只有摄像机、轨道和摇臂在无声地运动,还有我们几人的谈话声,在空阔的广场上回荡。七点半,太和殿广场上的几扇大门打开,先是各宫殿的值班员排队进入,紧接着是上班的故宫员工纷纷骑自行车从广场前经过,有的还在太和殿台基下停下来,看看拍摄的现场。故宫博物院新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紫禁城有自己的‘生物钟’,它的声与色,每一分钟都在发生着变化,让我这个‘老员工’也感到兴奋和惊奇。这些具体的、细小的变化,带动这座城,处于永不止息的生命律动中。这是紫禁城这件‘古物’与其他古物最根本的不同。”

  所以,紫禁城不仅是空间之城,也是时间之城。“讲建筑,讲空间,最终还是要讲历史、讲时间。写‘硬件’(建筑),目的也是为了写‘软件’(历史和文化)。没有了空间,所有的时间(历史)都没有了附着物,都会坍塌下来;而没有了时间,所有的空间都会变成空洞。”

  可见,祝勇对历史与文化有着深刻的认同与深厚的情感。作家冯骥才曾说:“祝勇已经着魔一般陷入了昨天的文化里。这样的人不多。因为一部分文人将其视做历史的残余,全然不屑一顾;一部分文人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写作的素材,写一写而已。祝勇却将它作为一片不能割舍的精神天地;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全都深在其中。特别是当农耕社会不可抗拒地走向消亡时,祝勇反而来得更加急切和深切。他像面对着垂垂老矣、日渐衰弱的老母,感受着一种生命的相牵。我明白,这一切都来自一种文化的情怀!”

  这决定了祝勇独特的写作方式。他不想写得过于沉重,他最终选择了“以空间带时间”的结构来书写故宫:“在紫禁城,绝大部分建筑空间都容纳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风云,弱水三千,我只能取一瓢饮,面对每一个建筑空间,我也只能选取一个时间的片段(当然是我认为重要的片段),让这些时间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间上,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这样,当大家跟随着我的文字,走完了故宫的主要区域,从神武门出来,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故宫六百年历史的回望与重温。”

  为故宫圈来

  大批年轻粉丝

  值得一提的是,《故宫六百年》中用了一百多幅图片,主要是摄影家李少白的作品。祝勇表示,这些图片都是故宫的一些角落,非常精美。李少白几十年如一日地拍摄故宫,他拍摄的故宫图片至少有十万张,他的照片里不仅有美景,还有时间的纵深,因为故宫从 2002 年开始不断进行修缮,有的当时还没有开放,比如慈宁宫,李少白拍了很多修缮之前的照片,还有一些是未开放时的照片,这在今天看来不仅仅是图片,已经成为历史资料。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祝勇一直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推广、传播故宫文化。2018年11月,由他担任总编剧的文化节目《上新了·故宫》第一季,以寻常百姓的“未知视角”切入,带人们走进了一段探秘紫禁的奇妙之旅。节目播出后,不仅收获了电视、网络收视双第一的佳绩,更为故宫圈来了一大批年轻粉丝。

  “我始终认为,不是年轻人不喜欢传统文化,而是要看我们会不会讲故事。”祝勇说,今天,无论男女老少,还都在使用筷子,吃着饺子,千里万里也要回家团圆过春节,这些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直都在人们的血液里,包括年轻人。只不过需要我们以更合适的方式去唤醒和激活,而这种方式并不一定要板起面孔,摆出教书先生的架势。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

  对话祝勇:比起当导演,我更喜欢写作

  签售会结束后,祝勇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辽沈晚报:之前您写故宫的著作也很多,像《故宫的隐秘角落》《故宫的古物之美》等等。这本《故宫六百年》和之前的著作相比,主要区别在哪?

  祝勇:关于故宫的这些书,比较早的是《故宫的隐秘角落》,这本书主要是写建筑,通过建筑来钩沉背后的历史和人物,不是面面俱到,而是选择了一些有内容的宫殿来写。

  之后写了《故宫的古物之美》,具体讲故宫里收藏的文物,主要是两个部分,一是讲它的建筑,就是宫殿本身,还有一部分,故宫同时是个博物院,里面收藏着186万件文物,文物又分器物和绘画等。现在正在写的是故宫收藏的一些书法作品。相较于以前的作品而言,《故宫六百年》这本书是从综合角度来写故宫的历史和文化。

  辽沈晚报:大家都知道您是纪录片导演又是作家,您觉得在这两种身份,或者说两种语言的转换上有什么问题吗?您更喜欢哪一种?

  祝勇:这两方面有共同之处,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我参与主创的纪录片和我所写的文字内容都是相关的。比如,我主创了一部纪录片《苏东坡》,也出版了一部《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十年前我做了纪录片《辛亥》的总编剧,同时也出版了一本书叫《辛亥年》(再版后改名为《最后的皇朝》)。所以,这两个部分内容上有关联性,在表达上也有一些共同点,都需要一个大的历史框架,能够把握住题材,同时把它落实到细节当中。纪录片和文字写作在这两点上是一致的。

  当然,二者也有不同。比如,表达的媒介不一样,书以文字为媒介,纪录片以镜头为媒介,两种表达方式有不同的侧重。文字的表达要有一定的逻辑性,有很大的空间来展开历史陈述和要表达的思想,没有篇幅上的限制,可以充分地深入到某个主题当中去展开叙述,洋洋洒洒。纪录片不行,有时间限制,它要随着历史向前跑,不太适合很深入地停留在某一个问题上太久,叙述的流程也要随着时间往前移动。但是,纪录片的表达比较直观,一张照片、一个历史镜头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这是再多的文字表述都代替不了的。纪录片在图像方面突出,文字以深入和展开叙述见长,两种表达各有优势。我在利用不同媒介的时候,力求把各自的长处发挥到最大。

  想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文字,喜欢写作。就像金庸先生说的,前一秒还在写江南,下一秒就可以写到蒙古大漠,非常自由,不受限制。我比较习惯写作一段时间之后,去做一个纪录片,回过头来再写作。这样交替进行,永远会有一种新鲜感。

  辽沈晚报:您觉得在跟大众推广故宫的历史文化方面,有哪些比较好的渠道,未来又可能会开辟哪些渠道?在紫禁城600周年之际,文化宣传方面有哪些新的举措吗?

  祝勇:我觉得推广故宫文化最好的渠道就是展览,把展览做好。故宫博物院有展览部,专门负责展览,近些年在策展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改变了原来那种千篇一律的状态,使展览更加有亲和力。比如做赵孟頫的展览时,就把展览空间做成了他的书房,让观众能够走进他的生活和创作空间。展览前言部分都采取诗歌的形式,读起来朗朗上口。

  除此之外,其实故宫全院都在进行文化推广,比如“数字故宫”这块,包括大家熟悉的微信微博,都是由资信部来制作,特别受欢迎。我们研究所这边,纪录片还会加强。接下来马上要进行“故宫文物南迁”大型纪录片的制作,涉及到很多国宝在抗战时期的命运。

  值得一提的还有我们“故宫人”自编、自导、自演的原创话剧《海棠依旧》。年轻的“故宫人”带着感情的表演非常感人,也算是故宫文化传播的一抹亮色。原创话剧作为故宫的一个保留节目,由员工一代代传承下去。

  辽沈晚报:这些年,许多与故宫相关的图书、纪录片、电视剧等都很火,为故宫圈来了一大批年轻的粉丝,故宫的一些文创产品,好多拥趸也都是年轻人。故宫正在“年轻化”,在与时俱进。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祝勇:“故宫人”不断地把一些新思想、新潮流带到故宫里去做一些有益的尝试。年轻人越来越承担起“挑大梁”的重任,始终保有一种创新精神和热情,在文创、文化综艺等一些形式上,都处在一个创新的过程当中,这也是故宫文化命脉生生不息的原因。在面对时代的挑战,比如数字化浪潮时,在基于传统文化的创新方面,故宫一直都是比较有担当的。这些年故宫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也说明了在故宫文化传播与普及方面,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故宫的情况说明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有认同感。故宫的文化太灿烂、太悠久了,就像宋代的汝窑,用今天的眼光看依然很抢手,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从未过时。中华文明值得我们骄傲,传统文化符号最好的归宿就是能够跟现代文化相结合。我们现在顶礼膜拜的国宝文物放在橱柜里展出,其实这些宝贝在当时很多都是生活用品,都是为生活服务的。所以,美跟现实生活是不脱节的,不是说这种“美”就应该供起来,跟生活相结合才是真的美。这是中华文明的渊源。为什么用青花瓷器皿来喝茶?就是要将审美和实用相结合,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传统。把美注入到日常生活当中,用美的心态去打造生活。在这一点上,故宫文创非常符合大众的需求。

  辽沈晚报:您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沈阳度过的,刚才在分享会上听您说“小时候经常在故宫院儿里跑”。请问您怎样看待沈阳这座“盛京故宫”?您那个时候就已经萌生了对故宫研究的兴趣吗?

  祝勇:小时候的想法不是很明确,但我对文史和博物馆一直有兴趣。小时候家里关于历史的书特别多,我父亲书柜上的《史记》《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等都看过。以前觉得特别深奥,但是翻来翻去也是一种熏陶,跟培养我对历史的爱好有一定的关系。我现在看得最多的书就是史书、古籍等。绕了一圈回来,还是看这些史书。

  沈阳是清朝的发祥地,文化资源也很雄厚。从清代乃至民国以来,整个过程一直到解放后,一些文物的追踪和回归,沈阳故宫和北京故宫的关系都很密切。沈阳故宫跟北京故宫在许多方面也有合作。在这里,也祝愿沈阳故宫在辽沈文化传播方面取得更显著的成效。

  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

  人物小传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博士,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十卷本《祝勇故宫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主要有《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故宫的隐秘角落》《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六百年》等。获郭沫若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十月文学奖、《当代》文学拉力赛总冠军等。

  担任纪录片《苏东坡》、大型文化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总编剧,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该片入评“新中国七十周年纪录片百部推荐典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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